香港，一個表面繁華卻底下骯髒的城市。我們物質富庶，世上數一數二，卻超過百萬人活於貧窮線下；我們有基本的選舉制度，卻被政商的合謀支配我們的政治未來。我們要求一個現代城市最基本的民主選舉制度，卻竟處處受壓。

過去，政治權利過去一直不進港人的目光當中。我們以為，種種的社會問題，皆源於個人的實力不足。勝者為王敗者為寇，所有的結果都是合理應得的，所有的問題都不涉制度，不關乎社會正義，個體與個體之間只有市場競爭的關係，再無其他。我們被教導只要服從，只要自我適應，任再多扭曲，屈辱再大，也毫不相干，也就是「成熟」的表現。

以上種種，正是今天政權所大肆鼓吹的「獅子山精神」，實際上是對獅子山精神的挪用及扭曲。所謂「獅子山精神」，理應是「獅子山下」精神，實源自香港電台1970年代首播實況劇《獅子山下》的故事，強調的是那個「同甘共苦，攜手踏平崎嶇」精神，當中更談及居民抗爭，出現相信是香港電視史上第一次堵路抗議大場面；一些篇章，則論述市民的權利。《獅子山下》寫實劇，記錄了香港從一個難民社會的顛沛流離中，由過客心態，家不成家的處境，慢慢凝聚生根的過程。（註一）政權只抽取了拼搏經濟的部份，卻把對社會公義的部份剔走，嘗試模塑香港作為經濟城市的幻象，壓抑港人對普及平等政治權利的追求。

在香港的佔領運動中，人們提起一部1970年的老電影「草莓宣言」(Strawberry Statement)(港譯：烈火暴潮)。電影是根據同名小說所改編，內容是作者經歷過的1968 年紐約哥倫比亞大學的學生運動。

1968年，是全球青年如傳染病般染上反抗狂熱的一年，從巴黎、倫敦、柏林、布拉格到東京與墨西哥。在美國，1968年尤其是整個1960年代反抗運動的高潮，也是悲劇與黑暗交織的一年： 年輕人看著電視上越南血戰的畫面越來越噁心，反戰運動聲勢日大，以致在芝加哥民主黨大會場外，學生和警察在大街上暴力衝突；而看著主張非暴力的民權運動領袖馬丁路德金、關注貧窮和民權的羅比甘迺迪先後被暗殺，一整代人感到無比絕望與憤怒。於是從黑人民權運動到學生運動，主張暴力反抗的聲音越來越激湧。

那一年四月，哥大學生佔領大學建築。一方面因為哥倫比亞大學要在黑人的哈林區興建體育館，這不僅是占用貧窮黑人的公共空間，且他們計畫讓哈林區居民以不同門進入而更被視為是種族隔離；另方面則因為學校和美國國防部合作進行研究計畫，而被學生視為越戰的幫凶。學生在佔領的建築中，構築他們的烏托邦。數天後，他們在黑夜中被重裝警察暴力清場，成為美國六零年代學生運動最激烈的一頁。其中的幾名活躍份子甚至在之後成立「氣象人」(Weatherman)──一個主張暴力革命的激進學運團體。

我的爸爸是一個大學教授，從小開始，我就以這個爸爸為榮。

我以他為榮，因為他學識廣博，腦袋就像個知識庫。

在我還小的時候，爸爸總要求我每天也交上一篇英文剪報給他，每週末又要我花數小時跟他一句一句的唸著英文小說，煩不勝收，但卻明白他背後苦心。到我升上中學，對歷史科開始產生興趣，選擇修讀文科。自以為讀過教科書就能拋書包，卻發現爸爸比起我這個應屆考生要知道的還要多，戰國三國的人物關係、安史之亂的細節、清代的興衰的原因，他比我還要熟悉。上了大學，我選讀了政治，不出所外，由John Rawls到Hannah Arendt也難不到他，這不禁讓我驚歎， 究竟有什麼東西他是不知道的？有這樣一個見識廣闊的爸爸，讓我感到很自豪。

我以他為榮，因為他是個比任何人也勤力，敬業樂業的人。

爸爸雖則聰明，但他的努力，卻是更讓人欽佩的。爸爸的工作間裡什麼都不多，最多的就是書。每當我經過爸爸的書架，我都在想，這麼無聊又厚重的書，究竟有誰會看。然而，爸爸卻每天捧著這些「天書」看的津津有味，這是因為他要求自己繼續自我提升，好讓能將他讀過的，體會到的，傳授給他的學生。憑著他的努力，他在自己的研究上闖出一番成績，也成為他眾多學生口中的好老師。想當年還是個小孩的我，看到爸爸從董伯伯的手上接過勳章，讓我自豪得不得了。

我以他為榮，因為他是世上最好的丈夫，最好的爸爸。

編按：數十位少數族裔香港居民昨天發起聯署，希望市民不要因為 10月22日，有巴基斯坦裔男子襲擊佔領旺角人士，而認為所有少數族裔也是暴力份子。聯署者對社群內個別人士的行為感到震驚和慚愧。他們譴責暴力、怯懦及可恥的行為，支持雨傘運動，也參與雨傘運動，始終視香港為家。

Ethnic Minorities: Hong Kong is Our Home –
Condemn violence! Oppose manipulation! No racial prejud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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