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門市日前突然以防止狂犬病為由,宣佈執行「禁狗令」,禁止市民在「禁犬區」範圍養狗,也不得帶狗出入公共場所,違者一律把狗捕殺。此舉惹來社區極大迴響,備受輿論批評;江門市於數日後遂撤回殺狗措施,改為「禁止狗隻外出」,又呼籲狗主把狗「帶回農村飼養」。擾攘一番,徒惹來民怨連連,而期間有沒有狗隻就此無聲無色地犧牲,也未可知。
近年,內地不時傳來類似的「禁狗令」。二零零六年北京、雲南等地區成立了一支支的「殺狗隊」,當著小學生面前把狗亂棍打死;二零零九年,漢中推行「滅犬」運動,狗主要把家犬自行「送死」;街上犬隻更是無一倖免(亦不少在街上被活生生打死的是頸上帶著項圈的放養狗)。當時,縣政府的用語是:「希望你們以大局為重,顧全局,識大體,支持配合好社區做好滅犬工作」——口吻一如余秋雨當年含淚勸告川震災民別上訪一樣。
這種「大局為重」觀其實植根於中國人社會,只是某些地方明顯,某些地方隱晦而已。二零零六年,香港也曾因禽流感之故,禁止「散養家禽」,電視上就出現老婆婆對著寵物鴨淚流披面的樣子;中文大學崇基書院荷花池中的兩隻水鳥亦難逃一刦。用衞生局局長周一嶽的說法,就是「我們認為實施這些嚴厲措施的理據充足。」鴨子與水鳥等不及港府在三星期後因村民強烈反對而「轉呔」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