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門市日前突然以防止狂犬病為由，宣佈執行「禁狗令」，禁止市民在「禁犬區」範圍養狗，也不得帶狗出入公共場所，違者一律把狗捕殺。此舉惹來社區極大迴響，備受輿論批評；江門市於數日後遂撤回殺狗措施，改為「禁止狗隻外出」，又呼籲狗主把狗「帶回農村飼養」。擾攘一番，徒惹來民怨連連，而期間有沒有狗隻就此無聲無色地犧牲，也未可知。
近年，內地不時傳來類似的「禁狗令」。二零零六年北京、雲南等地區成立了一支支的「殺狗隊」，當著小學生面前把狗亂棍打死；二零零九年，漢中推行「滅犬」運動，狗主要把家犬自行「送死」；街上犬隻更是無一倖免(亦不少在街上被活生生打死的是頸上帶著項圈的放養狗)。當時，縣政府的用語是：「希望你們以大局為重，顧全局，識大體，支持配合好社區做好滅犬工作」——口吻一如余秋雨當年含淚勸告川震災民別上訪一樣。
這種「大局為重」觀其實植根於中國人社會，只是某些地方明顯，某些地方隱晦而已。二零零六年，香港也曾因禽流感之故，禁止「散養家禽」，電視上就出現老婆婆對著寵物鴨淚流披面的樣子；中文大學崇基書院荷花池中的兩隻水鳥亦難逃一刦。用衞生局局長周一嶽的說法，就是「我們認為實施這些嚴厲措施的理據充足。」鴨子與水鳥等不及港府在三星期後因村民強烈反對而「轉呔」的一天。
難怪每逢內地傳來殺狗令，香港人都感同身受。二零零六就有「1202動物權益小組」在中環遮打花園集會，哀悼北京被殺犬隻；今年的江門禁狗事件，亦有香港網民在臉書上發起反對群組，一日間即吸引了逾五千人加入(執筆之際人數已接近一萬)。看著一條生命被活生生打死，過程耗時而殘忍，狗隻哀號掙扎，堆積如山的狗屍，還有呼天搶地的飼主……我們感受到，不但是生命與生命之間痛楚的共鳴，還有一種「他朝君體也相同」的恐懼：焉知有朝一日，家人、財物，甚至自己，不會受到同樣對待﹖
是的。香港人與內地人既同根而生，我們對「大局為重」四字自是別有一番體會：大的管小的，小的管更小的。歸根究柢，「大局」就是「大的」、當權那個的專屬品；小和更小的合該成為「大局」的犧牲品。香港求繁榮，內地求穩定；前者是意識形態，後者是公然暴力，說穿了，都是為「大局」服務的。香港港鐵都說了：「當年阻住你，唔好意思」，「大局論」還能拿來作廣告標語呢。
所以，即使江門政府撤回「殺狗令」，我們(包括香港人和內地人)還是對「官威」感到徨惑不安：我們希望的，不是每次出了事就炮製輿論壓力來與官府角力；我們要的，是一份信任，信任官員不會突如其來頒布無理指令，信任官員尊重每個體的生命、財產和選擇。
是次江門政府的反應，使我想起溫州鐵路事件。國內報章如《南方都市報》、《新京報》等不顧「大局」指示，從民間角度大篇幅報道事件。有人認為這是「市場」主導下的結果；也有人分析這可能反映了中央權力的明爭暗鬥。相比之下，江門禁狗事件所得的關注少許多，與中央部門無關，反對的市民(包括國內和香港)和受害的動物也離權力的舞台十萬八千里遠。然而江門市畢竟作出些微讓步了；在「市場論」、「權力鬥爭論」以外，我寧願相信這是良知的力量，讓「大局」也向小市民與小動物稍作微調。如何抓緊這個看似不起眼的擺動，讓方向盤繼續傾斜，考的不單是勇氣，還有耐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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