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捧呂大樂的新書《中產心事》，想起九十年代初讀大學時上課的情景。當年他已是大學裡最受歡迎的老師之一，以風趣幽默見稱，手拿著一張白紙一罐可樂，便滔滔不絕說出許多社會學理論與笑話。然而，過去十年，雖然他在不少公開場合依然談笑風生，但偶爾讀起呂老師的文字，感覺少了幽默，多了幾份沉著，甚至有點沉重。
所謂「沉重」，不在於筆者與呂的意見有時相左（例如對「反高鐵運動」的評價），而在於他對香港社會與政治事務的投入。近幾年，他在報章中愛宏觀地分析香港政治形勢，支持漸進改良，提出要與建制有互信、遵守得來不易的政治與社會規範、認真衡量主流及邊緣的民意比例等等。近年，朋友中也多了一些呂大樂政論的批評者，不過，政治學甚至政治社會學其實都不是呂的學術專長，要認真研究、分析及批評呂，需要回到他的社會學，特別是對社會級流動及中產階級的研究與分析，《中產心事》可以是一本入門。
呂大樂雖然沒有大量引用他做了超過二十年的社會流動研究成果，但是，他對一些概念的釐清，對近十五年來相關的統計數字進行社會學分析，都是非常好的討論共同基礎，也是難得的社會學普及讀物。
例如，報章經常說「中產憤怒」了，甚至「中產已死」的說法，但是，誰是中產？中產階級不是由薪金水平來定義的，呂大樂作為深受韋伯學派的社會學家，傾向以職業性質來界定，中產階級是指專業、輔助專業、經理及行政級人員。他的研究發現，在過去二十年裡，中產階級在香港的人口比例沒有變，換言之，隨著人口增長而持續增加。同時，向上的社會流動機會也沒有大減，向下也沒有大幅增加。
變的是甚麼？似乎是質而非量。二十年前當經理可能很「巴閉」，但今天的待遇差很遠。呂大樂認為，許多中產有「下流」焦慮的感覺，其實是薪金、福利、工作穩定性減少所致，而非真的變成下層階級。同時，要中產維持自身以至子女的階級位置，在日益文憑化的社會中，變成異常激烈，壓力大增。一方面工餘要多讀幾個碩士課程，另一方面為子女入名校、學鋼琴、增強多元智能費盡腦筋。
依呂大樂的中產定義，中產階級只佔香港人口的五分之一。但何以「中產」聲音如此之大？呂在書中的第二章指出，許多所謂中產訴求與怨氣，是來自中位收入人士，而非中產。他以復建居屋訴求為例，其實與他定義的中產無關，因為他們大部份已有房產，然而，與中等收入者密切有關。若把每月收入中位數按人口分成十等分組（2006年6月計），準確來說，至少是第五（$9,000）至第八組別（$17,000）的群體。這些人與最高分組（$45,000）拉得愈來愈遠，卻與最低分組拉得愈來愈近。可以想像，最低工資的訂立，樓市颷升，會令中等收入群體感到焦慮，多於中產階級（他們大部份屬較高分組）。
如果細心分析呂大樂這本書，便會發現「中產」作為一個實實在在的階級群體，雖然沒有消失，但對透過他們來理解香港社會以至政治的重要性其實並不大。第二章中的中位收入者，許多人還不屬中產，人數肯定多於五分之一全港人口；第三章呂討論教育競賽，拼文憑搶學位維持階級或追求階級晉升，連呂也承認，可以說是跨階級的全民運動。
因此，「中產」作為一個夢，一個「謙卑」的理想（父母都想子女當「乜師物師」），可能更重要。
至於第四章的精英，人數上又可能反過來少於中產階級。呂大樂發現，香港缺乏研究精英階層的研究，所以，他也沒有確實的統計及研究資料，可以作出確實的結論。但是，他從一些片段的現象觀察到，精英圈子有著封閉與排斥的趨勢。他認為，傳統的名校代表了一個開放的精英系統，但香港名校今非昔比，許多精英份子甚至可能在西方國家念小學，進外國名牌大學，回來後進佔某些行業的高層（筆者聽說投資銀行正是如此），「在地」中產是否愈來愈難以打入精英階層？
呂大樂透過社會學分析以及現象觀察，對社會階級結構掌握得頗為細緻。但是，也許正是他對結構面的重視，令他對階級的行動力（agency）面向未能捕捉，或換一個較持平的說法，他重視的階級實踐，比較立根於他所分析的社會結構，而較少討論政治行動與組織，以至文化呈現，又或者是他界定為較「形而上」的部份（頁89）。
呂大樂認為，香港仍然存在社會流動（向上）的機會，所以，中產也好，中位收入者也好，繼續搏殺，注重個人競爭力，而沒有在價值及生活態度的反思，他們對社會建制與政治制度的不滿，還未至於要改革，更遑論革命。不能不承認，在較靜態的民調上，這種主流的「中產心事」可能清楚呈現為社會事實；但是，在政治行動與社會運動上，那怕所謂的「價值及生活態度的反思」仍屬少數，已造成社會及政治效果（在呂眼中可能是「放大」了）。
用一個較極端的例子可以說明，法國當年的雅各賓（Jacobin）革命派只屬少數，卻帶來了法國大革命。香港當然還沒有雅各賓，但不少走上街頭的政治活躍人士，按呂的界定，應多屬中等收入群體吧，他們的焦慮沒有成為個人拼搏，卻以「文化保育」面目（細心看不缺中產階級啊！）出現也好，叫「八十後」或「藝術公民」，又或近日的「人民力量」也好，性質各異，但在意識形態上已起著廣泛作用，甚至很可能會在選票中漸見力量。
呂大樂的沉著或沉重，讓我想起梁文道的不同觀察，他最近在北京與駱以軍對話，如此描述「香港」：「我覺得香港有點受夠了，就是你們要搶競爭力你們去吧，你們要拼速度、效率，你們去吧，香港現在年輕人想的是我們怎麼樣生活會更幸福。也許錢沒那麼多，但是我們要更民主，我們要更平等，我們要更公正。」
也許梁的描述還經不起統計與社會學分析，不過，我相信，在政治爭議中卻有著同等的份量。
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1.7.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