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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三十日立法會二讀《通訊事務管理局條例草案》(草案)，建議合併廣播事管理局和電訊管理局為通訊事務管理局(通訊局)。該會議中提出文件<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通訊事務管理局條例草案》>中指出通訊局成立理據，是「科技發展一日千里 ，電訊與廣播之間的傳統分界逐漸變得模糊，兩個市場正出現匯流。」(頁一)，政府參考英國和澳洲的經驗解釋合併管理乃是國際潮流。
立法會議員和公眾卻擔心該局的管理委員會涉及電台、電視和電訊，權力過大，成員委任乏民意基礎，擔心影響言論和表達自由。
現在草案的起源應是二零零四年，政府諮詢文件中建議合併兩局，將相關條例整合為通訊條例。今年，政府落實這封塵已舊的諮詢，局長劉吳惠蘭身先仕卒到台灣考察，「今年三月初，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劉吳惠蘭曾率團到台灣交流，參觀過台中電視及網上多媒體公司後，她形容全球廣播與電訊業界綫已愈趨模糊，政府今個立法年度內必向立法會提交合併電訊管理局及廣播事務管理局的條例草案，以成立一個全新的通訊事務管理局」(13/6/2010,星島日報)。
香港電台報道，今年會考，有一名患有色弱的學生考獲 8 優成績，他表示，最需要克服的，是分辦化學科實驗結果的顏色轉變。或者，還有其他弱勢學生，通過努力，通過奮鬥，考獲佳績，起碼是令人滿意。這些，都是任何教師所樂見的，應予恭賀及肯定的。
如此，或會給融合教育打氣，甚或讓教育局挪用(appropriate)，作為支持融合教育政策的理據。
然而，應予區分的，是「融合教育」和「融合教育政策」，這也就是說，「作為教育理念的融合教育」和「作為政策於本地推行的融合教育」，又或者「理想的(甚或可接受的)融合教育」和「現實的融合教育」、「個別較佳或成功的融合教育」和「有損學生利益或起碼不算成功的融合教育」，均是應予區分的。
不要說學校或教師都不接受「融合的理念」，或不明白「融合的好處」，問題是，理念和理解，改不了有心無力的現實。改正理念和理解，改善策略和方法，效能只及小部份，環顧今天香港學校的教室，恐怕教師有心無力的仍佔多數，利益受損的，到頭來仍是學生。
關鍵仍然是資源，或者說是資源的水平，並未提供足夠的空間，給教師按真正的融合教育施教。換句話說，教師未能給有需要的學生足夠的照顧或「差異教學」(differentiated teaching)，因為教師或學校還沒有足夠的空間(也就是沒有足夠的資源)。
2010年8月1日，是《内安法令》（Internal Security Act，ISA）颁布50周年。马来西亚民间党团以组织烛光集会以纪念这个重要的日子，而马来西亚政府则以镇压集会去迎接《内安法令》50岁。
尽管今年的《内安法令》没有如去年般在首都吉隆坡举行的声势浩大反对内安法令大集会，由民间团体和政党组成的“废除内安法令运动”（Gerakan Mansuhkan ISA，GMI）号召于2010年8月1日在国内多个城市举行烛光晚会，包括了雪兰莪州八打灵再也、槟城州乔治市、霹雳州怡保、吉兰丹州哥打巴鲁、砂拉越州古晋等地。
思想仍然被框在殖民统治时代的马来西亚皇家警察，采取的高压的手段阻扰反对内安法令烛光集会的进行。警方在雪兰莪州逮捕了30名参加反对内安法令集会人士，槟城州有4人被捕，而吉兰丹州则有2人在集会后被捕。所有被捕人士在警局录完口供后于8月2日凌晨获释。
包致金姪女案引起市民群起質疑法治的風波，不少人的自然反應，就是質疑法治判刑過輕；用以往的判例襲警案的判刑往例來看，這點質疑乃合理而有力的，然而問題是否就是「過輕」這樣簡單呢？問題是否就是律政司應該重判此被告，司法不公的問題就可以解決呢？
所謂司法不公平，就是今日的制度無法做得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一個重判，一個輕判，有兩個可能性，第一個可能性，就是過輕了，正如大家所質疑的一點；第二個可能性，就是以往都過重了，但這點大家卻沒有考慮過。
不妨看看立法會的的文件：
律政司刑事檢控科在《2008刑事檢控科工作回顧》中匯報，2008年香港原訟法庭及區域法院的定罪率分別為94.8%及92.6%。
1 在一本廣為人知的法律書籍Archbold Hong Kong 2010的序言中，郭兆銘資深大律師對香港的高定罪率表示關注，他寫道，香港的定罪率「可能接近北韓」，而「統計上，被拘捕者幾乎肯定會被判處監禁」
2。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形容此意見為「考慮不周、失言」，以及「毫無道理、全然理解錯誤」
不管是零五年還是今年的政改方案爭辯期間，民主黨及其支持者都曾引用波蘭團結工會當年與波共的圓桌會議作例，以此來支持「溝通」與「妥協」路線。說來巧合，他們是否知道，當年團結工會的一位鼎鼎大名的波蘭知識份子米奇尼克（Adam Michnik）剛訪問了北京，後來更路經香港？米氏在北京期間跟不少「非官方」知識份子見面對話，包括崔衛平、秦暉、徐友漁、許志永等等。
1989年，八九民運被鎮壓了，中國在中共統治下急速「走資」；在地球另一角，東歐及蘇聯的共黨紛紛倒台，融入西方資本主義世界。不同的命運之間是否有著某種連繫，二十多年後，還是說不清，是歴史的偶然還是必然？
這次波蘭與中國知識份子的對談背後有著說不清的歴史連繫。米氏自問不了解中國，只能為他的中國朋友打打氣。至於中國公共知識份子，關心的當然是政治轉型，念茲在茲的是，為甚麼波蘭能，中國不能？這說法也許太簡化了，沒有人期望有簡單的答案，崔衛平較早前便很用心翻譯及編了一本米奇尼克文集﹣﹣《通往公民社會》，在互聯網上流通。
每天都有多事情發生，而我們並不知道。每天都有不少哥哥仔（男性性工作者）抵達香港，四出迎接撥了電話登入MSN的男客。他們或跟我們乘坐同一班地鐵，或於路上擦肩而過。每天開往羅湖或落馬洲的火車，一列一列把需要暫時脫離壓抑生活的同志，送往深圳各區，同時又一車一車把另一批運回香港。我們對於情慾的流動，知道得實在太少。
因為認識貧乏，我們價值觀念裏往往充斥既定而失實的印象。基佬不是娘娘腔就是色情狂，人妖一定變態，妓女的身世肯定坎坷，周身賤格，一世不得翻身。如今，形象專業而得到社會認同的醫生都需要站出來為「癲癇症」易名，去除歧視與誤解，就知道看似繁華先進的香港，尚存不少偏見。我們越大聲排斥一些「不正常、不正當」的人和事，就越顯得我們無知，及愚蠢。《性路無疆深圳男性性工作者口述歷史》是本難得的結集，讓我們有機會聽聽生活於另一處境與文化下的朋友的經歷，發現賣淫及男同性戀並不是我們想像中的污穢與厭惡。
聆聽朋友的故事回看歷史
七月廿五日在廣州江南西地鐵出口的「撐粵語」圍觀行動，事前雖已被官方定性為「非法集會」，網上發起人十八歲的「瑩爺」也被帶去「請飲茶」兩次，但無礙廣州人撐粵語的熱情，當日少說也有超過二千人參與。
如說行動人數，稍為了解中國新聞的人，或會覺得沒甚意外，因為近年廣東省，特別是工業區範圍，常常出現上千人的群體事件，工人甚至常以堵路方式來強迫資方回應他們的訴求。可是，這次行動和近年香港新社會運動有相類近之處，就是群眾擺脫了和自己有直接利益事件，而為捍衛廣州本土文化而走出來；若計算在市中心的群體活動，上一次就是2005年的反日示威，但上次可說是市府默許的，而這次矛頭卻直指政府，意義完全不同。
網站本週最值得書寫的大事有兩宗，第一宗當然是大浪西灣一連串的報導，從事件由《南華早報》揭發至今，網站一共有十五篇相關的報導，其中七篇進佔網站本月點擊數的前十位。另一宗當然是廣州話事件，18日在廣州的集會，一位本網的特約記者北上現場報導，編輯在香港即時綜合 twitter 的消息更新，由於相關集會消息在內地實在「敏感」，本港傳媒亦沒有詳細跟進，在集會進行期間，不少內地網民翻牆利用位於美國虛擬伺服器登入本網瀏覽，亦有一群本地的網民透過高登連至。在處理內地「敏感」議題，如何將之與本土連結，以及怎樣面向一群非獨立媒體慣常瀏覽者，似乎會是未來獨立媒體需要認須看待的挑戰。
不過筆者更想說的，是大浪西灣，這是一次民間記者如何透過報導推進事件，民間獨立媒體的方向及定位等一次不錯的實驗。
近來在新界北一帶的非原居民村落遊走，不管是西北那邊遼闊的山景及連綿的魚塘或是東北那邊精細的農田與曲折的村路，開始產生一種城市的憂鬱，一種從未經歷過的嶄新體會。這種對鄉郊環境的「鄉愁」，並非遊子遙遠的卻又無奈的於異地想念故鄉，它應是本土的——尤其是如自己一樣在新市鎮或市區長大，家與土地生活的預設是割裂的都市人，近年稍稍開始重新認識人與土地，城市與鄉郊的關係，眼前景物就要面臨消逝的不安與愁緒。
但這種感覺的來源應是區域的——特區政府與都稱呼做「阿爺」的深圳、廣東或者中央秘密議決了各種有關區域融合的內容，我們毫無辦法參與區域規劃的討論，甚至連知會也沒有 (當然，城市規劃也不見得很民主)。所有會蹍過新界北土地的大型跨境基建都要趕及二零二零年高速完成，古洞北、粉嶺北新發展區、河套發展、深港機場軋道、禁區開放，還有那條懸而未決的北環線，似是內地要在某種普選來臨之前將香港「融會貫通」。加上近日接二連三的報導，所有人都知道新界已到了變幻時刻，我們這一代，很可能會看到因區域整合、地產利益及鄉郊勢力的組合，使整個新界鄉郊全面的消失，未來將遍布著貨櫃場、密集的丁屋及豪庭別墅，這個因人而異的天堂。腦裡串聯了太多的地方，只想記下其中漂亮的牛潭尾區內的一些村落見聞，以分享與分擔她近年規劃發展的所承受的過度負荷。
貨櫃淹沒土地
圖說：香港永續農業關注協會總幹事袁易天(左)和台灣作家劉克襄(右)在馬屎埔交流港台農耕經驗
周二探訪粉嶺馬屎埔村的村民，巧遇台灣作家劉克襄。據悉他探訪本地一些新界村落是為了搜集資料，了解本地城市和農村的發展狀況及矛盾，為台灣的《環境白皮書》提供意見，拓闊思考空間，以便規劃當地未來二十年環境政策。原來，台灣因為經濟不景，許多年青人失業，於是回鄉耕田。官方的「漂鳥計劃」，還有民間相似計劃乘勢推出，為台灣農業展開新景像。
兩岸土地發展和農民想像的落差
劉克襄說，台灣仍然有大量農地。台灣農民多是土地擁有者，他們有「農民」身份，可以得到政府的農業支援及補助。台中和台南一帶主要務農，即使在台北仍有農地。農民者眾，遇不平會上街抗議，連總統馬英九都不能不理會他們。反之，最先在本港務農的原居民多放棄耕作，而仍從事務農的非原居民大多租用土地，本身未必是農地持有人，其農耕生活其實難受保障。粉嶺馬屎埔村村民被地產商逼遷十數載的荒謬事根本難以在台灣發生。
本港和台灣本身城市發展歷史，以至土地發展軌跡不同，直接影響兩岸農民的生存空間。此外，兩岸社會及媒體上展現農民形像的差別，亦間接影響年青人參與務農的意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