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致金姪女案引起市民群起質疑法治的風波，不少人的自然反應，就是質疑法治判刑過輕；用以往的判例襲警案的判刑往例來看，這點質疑乃合理而有力的，然而問題是否就是「過輕」這樣簡單呢？問題是否就是律政司應該重判此被告，司法不公的問題就可以解決呢？
所謂司法不公平，就是今日的制度無法做得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一個重判，一個輕判，有兩個可能性，第一個可能性，就是過輕了，正如大家所質疑的一點；第二個可能性，就是以往都過重了，但這點大家卻沒有考慮過。
不妨看看立法會的的文件：
律政司刑事檢控科在《2008刑事檢控科工作回顧》中匯報，2008年香港原訟法庭及區域法院的定罪率分別為94.8%及92.6%。
1 在一本廣為人知的法律書籍Archbold Hong Kong 2010的序言中，郭兆銘資深大律師對香港的高定罪率表示關注，他寫道，香港的定罪率「可能接近北韓」，而「統計上，被拘捕者幾乎肯定會被判處監禁」
2。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形容此意見為「考慮不周、失言」，以及「毫無道理、全然理解錯誤」
理論上，每一位被告人理應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現實就是，懂得遊戲規則的人，永遠比起不懂規則的人更平等；由於法律費用高昂，請得起資深大律師的被告，當然比起依靠「靠運氣」當值律師服務的被告更受到保障。
這點對一般市民來說，大家心有不甘，都被迫默默接受了；然而問題是否這樣的簡單？是否純粹是好辯護律師，以及不那麼好的辯護律師的分別呢？
法官判刑
法官判刑不一，有些法官比較重手，有些法官比較同情被告，判刑的輕重就是憑法官的決斷。被告好彩的遇上一個輕判的法官，不好彩的遇上一個重判的法官，這些都是生活不公的運氣，沒有一個制度可以例外。
然而今日的問題是，當被告被定罪時，目前香港的判刑標準，法官卻要考慮「情理」的因素，例如 1. 被告是否得到應得的教訓；2. 被告會不會再犯 3. 被告其他求情理由。
上述三點都是屬於法官的酌情權，而這些酌情權的行使，卻有極高成份的主觀因素，而這些因素就往往造成了市民質疑司法不公的溫床。
第一點常遭質疑的，是有錢人犯了法要坐監被罰，他們的名譽及金錢利益上的損失比較嚴重，因此法官往往以此為「輕判」的理由。
普羅市民往往不認同這點，原因是 1. 窮人犯了法，貧窮已令他們接受比有錢人及名人「次一等」的法律保障，如果有錢人在判刑上仍有特權，是否製造「雙重不公」？
第二點關乎被告再犯案的機會，法官往往說被告有良好教育、良好背景，因此再犯機會較微而輕判；於是讀名校的，名人家庭出身的，有錢照顧的，往往因而得到輕判。
普羅市民也非常質疑這點－－是否教育程度較低，就是接受更重刑罰的原罪？生而不公，有些人比較幸運，可以生在有錢家庭，可以生在書香世家，但這是否普通大眾應要接受較重刑罰的理由？是否代表有錢、書香世家重犯的機會，就一定較冇錢，文盲重犯的機會低？這個「動機假定」是否不合理？這種「金錢利益成本」的動機假定，是否一種不合理的歧視？
第三點關乎被告的其他求情理由，法官往往閱讀一些求情信。求情，就是向法官動之以情，而無可否認的是，某些人的求情信，比起其他人有力；因此有錢、有關係的名人，找到更多有力的求情信機會的確較高。
市民的問題就是如此：是否「人面較窄」是一種應被罰的罪？多名人朋友求情機會高些，對一般小市民是否不公平？教育程度較低的求情信，是否代表可信性較低？
更離譜的，就是律政司及其刑事檢控科的「選擇性檢控」了！
2000年 7月，放暑假返港期間於中環的士高被搜出藏有兩粒搖頭丸。當時律政司司長梁愛詩決定不予起訴，只要求簽保守行為。由於阮家輝父親阮雲道任高院法官，令人產生質疑，事件引來社會上很大反響。
為何兩粒搖頭丸，明明是會上癮的毒品，卻可以有特權簽保守行為呢？為何其他案件冇得簽保？更離譜的是看看其他例案，如 2002 年 HKSAR v Chan Tak Shing 一案，被告人只係藏有四粒安眠藥而冇醫生紙，經專家報告證明，被告人冇藥癮，安眠藥純粹用來醫失眠，被告認罪下法官卻重判被告入獄四個月！經過上訴減刑之下，也要判入獄兩個月！為何某些人吸毒可以由律政司決定不起訴守行為，而一般人卻連冇藥癮，只是冇醫生紙去買安眠藥，就要判坐監兩個月呢？案例事實擺在眼前的，就是赤裸裸的不公正。
再引述以往的資料：『二零零一年示威者梁俊威用「大聲公」呼喝警員，襲警罪成判即時入獄五個月，上訴之後，改判監兩個月。二零零八年示威者馮炳德用手肘撞跌警員，亦被控襲警，判監十五星期。
就 Bokhary Amina Mariam 一案，法官稱考慮到被告有好的學歷及家庭背景，認為她應該接受治療，因此不考慮判監，判感化十二個月、罰款八千元及停牌一年。』
襲警罪有兩條，《侵害人身罪條例》第36(b)條，襲擊、抗拒或故意阻撓執行職務的警員，最高懲罰判監兩年，如果判監就不可以緩刑－－社運界人士偏偏被控重罪，而於包致金姪女三次襲警，都是引用較輕的《警隊條例》第63條，最高罰款五千元和監禁六個月，可以緩刑。
這又是甚麼道理？為了社會公義，在混亂期間和差人發生撞突，就要被控重罪判監；為了逃避酒精測試，主動掌摑警察，就可以被控較輕的罪名？難道律政司認為這種行為的罪名較輕嗎？是否市民用同樣力度掌摑警察，都可以得到《警隊條例》第63條的較輕控訴呢？是否社運人士，應該考慮在面對和警方發生衝突時，先一步掌摑警察？
警察夾口供老屈
看看蘋果日報七月十四日的報導：
...三名警員下車，向違例泊車的旅遊巴抄牌。消息指，警員先向李抄牌但被投訴，司機說：「前面唔抄後面唔抄，點解抄我？」警員登上旅遊巴與李發生爭吵，稍後着他下車調查。
警方指，李違反交通條例並拒絕出示駕駛執照及身份證，下車後情緒激動，發難向一名警員襲擊。警員左面左眼受傷，李涉嫌襲警被捕。現場消息稱，警員向其他旅遊巴抄牌後，有人終願意向警員遞上駕駛執照，但加上一句：「抄啦，乞兒！」懷疑觸怒警員被掌摑。
導遊范小姐稱目睹整個過程，指李沒有襲擊警員，反而被警員右手摑左面一巴掌。一名姓余旅巴司機亦指證，見到一名警員摑姓李司機一巴，「佢（李）被摑完，仲被幾個差人㩒喺地，扣上手扣拉走」。
日本遊客：香港警察很暴力
范小姐又指，車上的日本旅客亦見到警察打人一幕，認為香港警察「很暴力」，並願意做證人力證他沒有襲警，但警方指旅客將離港，不接納她們當證人。同樣願意作證的姓余司機也被警方拒絕，警方只接納范小姐作證人，她表示將如實道出事件。
以往任何人和警察衝擊，絕大多數的市民以及法官，都寧可相信香港警察是公正的；理論上，作口供會被控妨礙司法公正，但現實呢？為何有如上述案件，有無數沒有利益的第三者，都出來反證是警方串供講大話？為何連一定沒有利益去作野的日本遊客，都願意出來頂證是警方作口供？
刑事檢控的「疑點利益歸於被告」，有時的確令一些有錢人，透過專業的法律服務而脫罪；警方對付黑社會等專業犯罪組織是很吃虧，因此作供時，人性有時難免誇張失實；但近年很多人都說，執法者這方面的行為越來越沒有節制。以往只是針對有罪行組織，如今卻為求定罪，極度荒謬絕倫的老屈都一再發生，甚至連執法者自己，以及其家人都同樣身受其害！
Bokhary Amina Mariam 一案電視一再播放的，就是一位警察在被掌摑後，在遲了很多刻後才跌倒在地上；今日的電視觀眾常看球賽，球賽上常重播的球員之間的衝突，因此不少觀眾認為，這警員是「插水」，受侵犯是真，卻反應過大借意跌倒。
讀讀朱凱迪有關馮炳德一案的文章：
「簡單來說，裁判法院制度是一個織得相當嚴密的網羅，被扔進去後能逃脫的機會很小很小，真正的法律戰場是在上訴庭，甚至終審法院。以馮炳德的案件為例，零八年一月十三日發生的事情，一直拖至八月才正式起訴，十二月才正式開審。警察作為指控團隊，要多少證人有多少證人，半年後或一年後開審完全沒問題；對於被控襲警的示威者，現場的目擊者雖多，但隔了這麼長時間，儘管我們已想盡辦法發散消息，亦只能找到一名從較遠距離看到事件的市民作證，形勢上從一開始便處於下風...
裁判官就一派理所當然地傾向接納警察的口供，也傾向不信任示威者的口供。裁判官林鉅溥在馮炳德一案的判詞裏說：「但係我相信，辯方證人﹝另一名示威參與者 ﹞同被告的政治觀念相同，dw2﹝辯方第二證人﹞同被告係同一個組織的成員，經常會見面，所以『講話睇唔到』係好容易講出來的，會比起『具體情況』更加容易講出來。」他評論警察時則說：「法庭認為警方並冇誣告被告的動機，法庭亦都唔會對呢樣野有幻想，唔接受辯方講誣告的理據.......控方的證人好率直, 冇誇大, 本庭認為佢好可靠，說的代表真相。」他強調控方二號證人警員李國柱和控方四號證人警員余志強不認識，所以無理由說謊，但警員李國柱和控方第三證人沙展邱義良份屬灣仔警署同隊，經常見面，法官則隱而不提。法官不知道根據什麼相信，警察伙記之間不會夾口供，反而示威者之間就會。大家應還記得謝德文那件聳人聽聞的「反砌生豬肉案」吧，那次審訊說明了兩件事情，一﹞警察之間是會夾口供的，二﹞最有效推翻警察夾口供的方法是發現他們不守作證的程序，而不是找出夾定的口供的漏洞。謝德文之所以幸運地成為漏網之魚，是因為警察證人一個講出「華倫西亞」一個講唔出，就是如此荒謬。
朱凱迪所說的「謝德文」是甚麼呢？
「有深水埗街坊想返回自已那間已被房協管理的屋內取回東西，但其後卻被困該處七天七夜，房協發現後要求街坊離開和驗傷，被街坊拒絕後，房協要求警方協助清場。當時有兩名一直協助重建工作的義工被警方帶返警署，其中一人在警車被打和鎖上手銬，警察事後控告他阻差辦公、襲警及襲擊房協職員。
涉案被告謝德文（卅九歲），案發時為前區議員何秀蘭的辦公室助理，他原被控於2007年11月27日，在長沙灣警署內襲擊警員陳再武。謝當日到深水埗協助重建戶與房屋協會交涉期間，被指阻差辦公而遭帶署調查，其後有警員聲稱在搜身室遭謝踢打，警方遂起訴控謝襲警罪名，案件於去年七月開審。裁判官裁決時指，警員陳再武聲稱在搜身房內遭謝手肘撞胸及腳踢膝頭，但另一在場警員袁玉驅竟無出言或出手制止，其「置若罔聞」反應於理不合，認為兩名警員證供並非誠實可靠，加上兩警作供期間被揭發私下傾談，被法庭懷疑兩人有夾口供之嫌，當被辯方質問傾談內容時又有不同版本，裁判官鑑於兩警的行為可疑，遂裁定謝德文襲警罪名不成立，將他當庭釋放兼判他獲賠堂費。雖然裁判官判謝勝訴，但對於警員陳再武對市民濫用武力的暴力，長沙灣分區指揮官甚至警隊高層一直沒有作出交待和道歉，犯錯警員繼續受到縱容和包庇...」
警察作假口供，打人反屈人襲警，事後卻可以逍遙法外！也難怪會發生打旅遊巴司機再反屈佢襲警的情況，一次又一次這樣的屈人襲警，香港市民卻以事不關己而沒有反應。
今日的香港變成如此，可悲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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膠力多：有關炸迪迪尼的法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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