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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姑娘和我其實是兩個世界的人。
初相識的時候，我實在不太懂得與吳姑娘相處。她說話嗓門很大，街頭說一句話，街尾也能聽見；大伙兒在談論政策問題，她會忽然岔開，由油麻地街貓說到新界北狗場，一頭又一頭幸或不幸的貓狗，一個又一個貧或富裕的義工，一個又一個短或長篇的故事。政策、權益、壓力團體、社會運動……這些玩意兒她不懂。
然而，吳姑娘間中還是會打電話來跟我閒聊——我也說錯了，對吳姑娘來說，她都是在談「正事」，也就是指她日復一日地照顧街上的貓們狗們，餵食，看病，一個晚上捉七、八隻貓街坊，然後召相熟的客貨車，自付車資，送到愛護動物協會做絕育手術（註一），然後又把送回原居地。這是吳姑娘多年來的日常工作，她在正職以外的專業——吳姑娘的正職是鐘點女傭。
如同一切正事一樣，過程總有阻礙。這一天，吳姑娘對我說：
「昨天晚上捉街貓，有幾個尼泊爾人過來問我：『你捉貓作什麼？是不是作非法用途？』我跟他們說是捉貓去絕育，他們『哦』了一聲，就走開了。反而是幾個本地人，對我冷言冷語，哼。」
前言
在傳統的左翼論述之中，對政治制度的分析可謂相對貧乏。從理論的向度來說，基於傳統馬克思主義對經濟分析的重視，以及種種意識形態從屬於生產力／生產關係的說法，大部份的社會分析均著眼於既有資本主義制度中的壓迫，嘗試批判或推翻既有的生產關係，而非政治制度的變革。
當然，即使生產關係在正統馬克思主義之中佔有最重要的位置，任何人也難以忽略政治的力量。相對於所謂的「資產階級民主」，列寧也有提出過大家耳熟能詳的「無產階級專政」的說法，但自蘇聯解體以後，民主政體基本上已成為實在的普世標準。現存的左翼分析，少提長遠的政治變革，大多是在代議民主的框架內去想像怎樣改變。左翼的政治分析，多遊走在民間團體、工會、工人政黨三者的互動之間。
在這樣的情況下，不難想像既有的左翼政治分析難以套用在香港身上。一方面香港是成熟的資本主義體制，但另一方面代議民主的發展卻完全沒有相應的配合。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究竟還可以說甚麼呢？
如果脈絡難以借鑑，那麼我們便回到一些基本的原則去談。不過，為了突顯傳統左翼分析的力量，容我先將左翼的光譜拉闊一點，先談所謂修正主義的社會民主主義對傳統代議民主的批評，然後再回到傳統的左翼分析。
社會民主主義：形式 vs. 實在
(沒時間去寫完整的後記，詳看下面的影像串流，主角包括本人都上鏡了!)
1. 港福堂的外表十分商業化，似售買商品的商店多於化惡為善的傳統基督教會，售賣的當然是靈性商品，心理學叫麻醉/洗腦，直接是叫死人商品，就是用你現在的金錢去開一張未來的期票，開了之後還要不斷要打填充劑，以幻境換另一幻境。可笑的是HKSAR有頭有面的高官，一半個行政會議都在這裏，是不是因此基督右派的道德議題如禁毒、網絡廿三條及禁煙就成為HKSAR的首要工作?HKSAR以做生意的手法來管理香港，基督教會有樣學樣，同流合污!
2. 何以自號是對所有人開放的基督教會港福堂只有一道窄門，這感覺像中聯辦門口，就像大部份中共國的官方機構都把大門用推不到的電門封鎖，只有一道小小的地方供人出入，嚴密管理出入的人，這是不是說港福堂是進真理的「三道窄門」?或日是結構式暴力?所以和中共臭味相投，成一丘之貉，以神功來充當HKSAR的消防隊。何以教堂的護衛比牧師的人數還多?真理要用結構(制度)暴力加上可行使暴力的人來維持?基督教聖經原來像中共一樣沒有道德合法性，只能以高一層次的暴力來維持?這麼他們憑什麼去罵社民連使用所謂「暴力」呢?五十步笑百步而已!
話說有個老太太剛搬到小鎮上，住落後總覺得有點不妥——被爆格、腳痛等不一而足。街坊塘邊鶴地說：肯是被門牌號碼剋住。老太太信以為真，便向政客求助，請求他幫忙申請更改門牌號。政客回答說：「這種事，自己動手不就成嗎？現在你住13號，加個『前座』或『後座』不就好了嗎？」老太太一臉認真地說：「試過了！幾星期前我偷偷的在門牌後加上『前坐』兩個字，倒楣依舊。這種事自己不成的，是要正正式式的交給『上面』幹！」
所謂「上面」的精要，就涉及「符號效率」（symbolic efficiency）。老太太知道政客知道街坊都不足夠，老太太若是要轉運，端視乎「上面」是否已經知道，哪管所謂的「上面」是指稅局還是上帝。
同一道理的反面，難道不正正就是有關「世代」、「80後」的爭議嗎？反高鐵運動，一般都認為在一月十六日立法會通過撥款方案後已燦爛歸平淡。由反高鐵運動引申出的「80後」、「世代論」等的討論，亦彷彿完結了其「歷史任務」——亦即，當政府及媒體論者都爭相要替整場運動找個說法時，「80後」、「世代等」等標籤，儘管言人人殊，卻能適逢其會地在輿論及常識及偏見中，權充著謎一般的主謀。熱潮過了卻不代表問題已經解決，又或者，正是熱潮之後，才是檢視之時。
立法局小史，或歷久常新的衝激
各位看過順寧道重建區紀錄片的同學／朋友：
大家是否記得那位拍到鄰居被地產封屋、帶著三個小孩子一起被地產公司迫遷的單親媽媽？
在她回大陸續期來港照顧子女期間，地產公司已去把她家門封住了。
今年2月底，筆者在布魯塞爾遇見來自希臘的兩個左翼黨派的 活動份子，一個屬於激進左翼聯盟（Syriza, Coalition of the Radical Left）。另外一個隸屬希臘共產國際主義社（The Organization of Communist Internationalists of Greece）。（圖片來自Syriza網頁 ）
http://plastichk.blogspot.com/2010/04/blog-post_12.html
不是說要鐵路接駁歐洲嗎？不是說高鐵很環保嗎？為甚麼香港一班傻佬與賣港賊，為撐高鐵是可是甚麼反物理、反智能的說話都講出來，看見今日國家的專家說甚麼了嗎？
對呀，接駁「全中國」嘛！如果中國自己都不「全面建高鐵」，只是得幾個大城市，那麼香港駁甚麼？再看看中共的交通部原副部長胡希捷的名句：「為了縮短10分鐘的旅行時間而增加很大的（社會）成本，值得嗎？」－－早幾個月香港反高鐵的人士不是這樣說了嗎？請問那些「撐起高鐵」的人士何在？
文匯：『國家發改委運輸研究所書記董焰表示，由於高鐵的大規模建設，對電力需求急劇加大。「高鐵大規模投入運營以後，對電力的消耗根本沒法估計。」 對於眾多二、三線城市建設大量高鐵的建設資金問題，北京交通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趙堅也表示了擔心。他懷疑，各地過度膨脹的高鐵可能會「綁架」國家財政。』
明報：『交通部原副部長胡希捷便指出，盲目建高鐵只會帶來大量污染，且地方不考慮實際乘客需求，恐怕日後會造成社會資源浪費，甚至是全面虧損。
（攝影：廖偉棠）
走在銅鑼灣購物區，你會看見一道不斷上演的城市景觀，跟「自由行」的消費店如影隨形。她們(是的，以女性為多)弓着腰，有的幾近成九十度角，身後是大堆從零售店外收集回來的包裝紙盒，從加洲提子、台灣果凍、韓國皮鞋、昆明鮮花到日本奶粉。就在時代廣場側，是通往海底隧道的高架，俗稱「鵝頸橋」。橋的另一邊，是一個由不到十層高的樓房組成的露天菜市場，市場的後巷，有幾所「環保」回收店。這些穿插在名店、菲傭、房車與自由行中間的拾荒者(俗稱「執紙皮」)，有的只以拾取回來的膠帶即時織成可以拖拉紙皮的工具，好一點的，用自備的手推車，把紙皮疊的比自己的身軀還要高。靠着一人之力與運氣，一天大概能賺得不到一百塊錢。近年來港「掃貨」的自由行，流行拖着行李箱購物─都是推着車的女人，前者的進步，帶來的是後者更形艱苦的生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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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都市野人」的雜亂而統一
五區公投現在面對的是『先天不足、後天失調』的困局。由互不咬弦的公社兩黨牽頭、沒有民主黨及其他民主派的參與，是為先天不足；被中央大力打壓、建制派杯葛，是為後天失調。特別是由於沒有建制派參與，使變相公投失去了『反對議題』的選項，其『公投』的字面意義亦已難圓其說，五區公投幾乎已成死局。
李喆順(左二)、尹惠蓮（左三）、朴勝姫（左四）、作者朴敏那(左五)
韓國女工——無畏的先行者
零五年香港的世貿會議，讓很多人認識了在韓劇以外的另一個韓國、另一批韓國人。無論是三跪一叩的莊嚴、隊伍行進的紀律、還是納喊發言的熱情，都在在讓人見識到韓國社會運動的戰鬥性、團結性與力量。
卻很少人知道，韓國女工一路以來的奮鬥與抗爭，正是今日韓國公民社會與民主運動的重要基石。韓國在六十至八十年代間，是軍人當政時期。六一年，朴正熙發動軍事政變，推翻韓國第二共和，並大力打壓早前發展出來的民間團體與活動。在這段時期，韓國的女性工人（當中亦有有志連合工人抗爭、畢業後投身工廠的大學生），就成了一支重要的民間鬥爭力量。
自六、七十年代開始，韓國的勞動女性，縱使面對嚴苛的新勞動法規、由政府操控的黃色工會（韓國勞總）、當局對罷工的禁止，更無論個別女工面對的生活壓力、老闆打壓（如聯合以黑名單對付「不聽話」的女工）、廠房內的男權專制文化，仍不屈不撓、堅持鬥爭。她們由最初零聲的個別廠房鬥爭，到慢慢組織起來、成為獨立工會的核心力量，既啟發韓國八十年代另一波工運（男性為主的重工業工運）的發展，亦與進步教會、學生團體、民主反對力量連結，最終為韓國勞動者生活水平的改善、民主的建設與公民社會的發展，以無畏的先行者身份，立下了歷史性的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