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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隱專員回應擱置被遺忘權聯署:沒有用「立法」字眼

(獨媒特約報導)個人資料私隱專員蔣任宏上週五出席香港大學「大中華私隱座談會」期間,有關注網絡組織向他提求聯署信,要求「擱置在香港引入被遺忘權」。蔣回應他並沒有提出要「立法」,只是認為執行歐盟法庭裁決的搜尋公司乃跨國企業,理應把措施在全球實施。

關注網絡政策組織認為,「被遺忘權」有爭議,質疑實施措施做法危險,窒礙資訊自由,同時容易被利用成為當權者消音滅聲的工具。蔣任宏回應時表示有留意網上聯署,正「考慮是否作出回應」,但重申自己從無使用「立法」字眼,只是跨國網絡公司如谷歌理應把相關政策在全球實施,而不單是歐盟地區。

蔣評谷歌删內容:「黑箱作業」

蔣又提到,現時谷歌已有删除內容政策,這同樣是「黑箱作業」。請願團體代表問蔣,既然現時已有誹謗、兒童色情、煽動仇恨等原因申請删除網絡內容,為什麼還要空泛的「被遺忘權」,不怕企業「進一步」黑箱作業嗎?蔣卻沒有正面回答,反指谷歌團隊有大量來至不同界別的專業人士提供意見,相信在審批時會衡量各方利益。更道現時谷歌沒有百分百執行「被遺忘權」的申請。

這一棍,我永遠都不會忘記。

凌晨二時,站在龍和道最前線第三第四排的位置,我帶上頭盔和眼罩戒備,突然群眾叫囂,我沒有任何心理準備之下就衝了。

想著前面有很多人,自己應該非常安全,但未幾,前面的人一個又一個被拉走了,只剩下一層保護在前面,再過就是深藍衫最副裝備的特警,然後我就在這個時候被推跌了。

雙眼和面全中胡椒,眼鏡爛了,跌在示威者當中,隨即被踩了幾腳,腦裡一片空白,不知下一秒會發生甚麼,只知道人踩人會死人的,我向天父祈禱:「天父呀,我唔想死。」

這個時候一個警察大大力捉住我,然後幾個警察對我踩了十幾腳,我想,死硬了,我要被拘捕了,情急之下,裝死躺在路上,警察見我沒有任何攻擊力,就專心對付其他人。

我躺在警察陣營的地上裝作昏迷,然後可怕的事就發生了,一個警察對著我動彈不得的身體揮打警棍,這是暴力,這是泄憤的行為,對一個躺在地上的傷者揮棍在任何情況之下都是絕對的錯,我很憤怒,此時,另一個警察過來制止:「喂唔好毆佢啦。」我才幸運逃過一劫。幸而是打大腿,打關節的話我以後都要坐輪椅了。

警察離開後,我開始起來逃跑,視力非常糢糊,腿很痛,勉強走到起來。一拐一拐的走著,只見一路盡是警察的背影,絕望之際,看見一個缺口全是示威者,就衝入人群。

香港人,今夜你感覺到主權的痛覺嗎?

攝:獨媒記者 Gundam

50年前,中國大陸開始向港供東江水,目的不只是要主宰基本生存條件,而是要讓香港人感覺到國家就在你體內流動,血濃於水。

40年前,港英政權經過六七暴動,開始大規模興建新市鎮的生活空間,香港人被由上而下地賦予一種非政治化的新本土身份,目的不只是解決人口增加問題,而是殖民者要你進入在這種無意識的生存空間,才能有效施以殖民管治。

30年前,香港人沒有份決定自己的命運,迷迷糊糊被兩個帝國簽訂了主權移交的事實。其後,曾有人倡議過「民主回歸」,有人主張過獨立,有人移民,有人則投靠未來主子,但完全無阻主權向人民行使其權力意志。

20年以來,香港資本流向中國大陸的高峰,香港第一波的中港融合或勾結,目的不只是互惠互利,而是國家開始向你建立一套「不分你和我」的新經濟關係。

於是,過去10年間,透過CEPA、區域規劃、統戰與滲透,主權要在暗地裡全方位改造香港為中國其中一個城市。但每當他的教育、規劃、金融計劃被市民揭發,它的做法就愈變粗暴,愈益明目張膽。主權計劃步步進逼,同時卻節節敗退。

到近年,看大帽山監聽塔、中環軍事碼頭,佔中前日復日的軍演,目的不是恢復香港的國家軍事功能,而是直接威嚇香港人,主權到了今天,已經無處不在。

和平抗爭是行動理念,不是「靜坐」

佔領運動踏進第三個月,形勢倍感兇險。我們嘗試前往北京要求對話,結果香港海關突然「一地兩檢」,我們被註銷回鄉卡,連飛機也上不了。梁振英明言他是用法庭禁制令清理佔領區,令巿民對「法治」期望的底線跌破新低。到了實際執行階段,警方的粗暴更令全港髮指。以公帑購入的武器推陳出新,先有鐵手套,再有催淚水劑,後者效果比催淚彈更精準,更具傷害性,表面感覺卻又較溫和。黃之鋒、岑敖暉、黃浩銘被捕過程,全部受傷,被惡意抽水。傳媒朋友一再被無理拘捕,以鋁梯襲警,以相機襲警,理由荒唐至極,實乃威權恐嚇。普通巿民路過也中警棍,有受傷巿民更說「不敢投訴」,以免秋後算賬。梁振英政權呢?躲在曾偉雄的警力背後,一直迴避香港巿民的真普選訴求。

此情此景,我們與不少抗爭者皆極感忿怒。我們認為,政府漠視政治訴求,司法部門助紂為虐,警察濫權瘋狂「升級」,佔領朋友必須認真表態,以行動回應,所以我們才發起星期日晚包圍政府總部行動。但與此同時,我們必須強調,正因對方無理,我們今次行動,必須冷靜克制,否則就正中下懷,變相給予政府與警方粗暴行使武力正當性。

身處遠洋看我城 —— 淺論警察施暴、價值衝突,及鳥籠時局

攝:獨媒記者 Gundam Lam

近日警察在旺角暴力清場,多人被打至頭破血流。看到如此暴力情景,相信不少港人均感震驚、痛心。一位途人只是慢慢走過,一名警司就手起棍落,打其後頸。看到此幕,憤怒之情油然而生。但在同一時間,看著同一幕,一些人卻有完全不同之感覺。那打人的警司肯定覺得自己無罪,打人實屬應分。另一些所謂「中立」的「沉默大多數」,會繼續沉默,無動於衷。至於建制派及藍絲帶,甚至會覺得那被打者活該。我等不得不問:我們明明都是人,明明都有良知(縱使大家對「良知」可能有各種解讀),為何在罪惡、暴力、血腥面前,看法、感受可以如此不一?即使知其所以然,又能否找到一些解決辦法?不才主修政治,然本文越俎代庖,論及心理學及哲學,難免有班門弄斧、以偏概全之虞。但若能啟發點點討論或思考,亦有裨益,故不揣淺薄公開論述,但求就教於高明。

罪惡的桎梏,服從之枷鎖

穿舊衣,念故人

阿嫲30多年前找裁縫縫製了一套黑膠綢衫褲。她很喜歡,常常穿著,並不厭其煩地重複告訴我穿黑膠綢衣服時切忌食西瓜,因為西瓜汁會令黑膠綢掉顏色。 4年前,阿嫲病逝,姑姐整理阿嫲遺物時找到這套衫褲,知道我也喜歡,就轉贈了給我。執二手穿了這套阿嫲衫褲近4年,但最近半年已經不敢再穿。因為舊衣經不 起30多年來的洗滌,已經瀕臨分解。

在上環的舊裁縫店重做舊衣

《同一種世界》台灣競選影片中消失的女性臉孔 : 政客們!你們懂得什麼是真正的「嘻哈女人味」嗎?

台灣選舉昨天在風風火火之中,終於塵埃落定。當中臺北市長的選舉在競選的過程中,亦成為了話題的浪尖。 其中一位候選人連勝文團隊在選舉前,為了爭取青年選民的選票,特別推出一個名為「同一種世界」競選影片,主打街舞的世界裡,評分項目沒有「出身背景」只有「技術與專注」。然而這支影片卻不被台灣的年輕一代接受,甚至惹來連番揶諭奚落。

在影片當中連勝文率先推出最新政見 MV「同一個世界」,以艷麗新潮的街舞 Battle MV 表達出 「在街舞的同一世界中,不會有誰人因妝扮和身份等不同,就比較具優勢。」,看罷這個MV,作為一個女性街舞者,我實感政客權貴們的「自瀆式政治社會」幻想原來不單在香港的藍絲帶陣營出現,台灣的藍營也是為「善」不甘後人。

《同一種世界》

當運動變為潮流

原文刊於30-11-2014, 明報 ,現為修改版 圖為高祈 鳴謝︰Ronald Yick 台北的資料提供

旺角,風雲四起,警方奪回旺角佔領區的空間,卻無法重奪人心。佔領區的失,卻是運動的得,風水輪流轉,警方嘗試佔領的滋味。11月25日的清場為運動注入動力。警察和權力無孔不入,猶如戒嚴的狀態,旺角行人區變成警員區,動輒的暴力。反抗變得有趣,對抗暴力,幽默成為重要武器。「鳩嗚」運動,「我們濕平」,為日常生活的符號,重賦予價值。

改寫抗爭意義

購物、變成「鳩嗚」,飢餓遊戲的手勢成為「自由」的象徵。從雨傘到「購物」日常瑣事進化為運動的象徵,「鳩嗚」的諷刺是挪用政府的核心(經濟)價值,昔日沙士時,「消費救港」到今天,梁振英呼籲到旺角消費。沒有組織者,符號的挪用和傳播更快速,更容易取得共鳴。相反,建制派東施效顰,擁有金錢、動員力,卻沒有誠意和創意。

貧窮人口真係有跌?689又玩語言偽術

文:Wing

作者按:不計政策介入的話,政府公佈的貧窮人口根本係不跌反升。689只提政策介入(恒常現金)後的情況,然後歸功長者生活津貼,因為佢唔想大家再去爭取最低工資一年一檢、集體談判權同埋全民養老金!

今天梁振英在扶貧委員會致辭,自誇「2013年扶貧政策的成效也是過去五年最顯著的,而整體貧窮人口由2009年的104萬首次跌破100萬至2013年的97萬,貧窮率也由16%下降至14.5%。」但事實上,梁振英在致辭中提及的數字僅是政策介入後(恒常現金)的數字,即是計算綜援、生果金和長者生活津貼等恒常現金福利項目後的住戶收入。

如果我們看政策介入前的數字,在2011年和梁振英上任的2012年,貧窮率俱為19.6%,而最新2013年的貧窮率卻是19.9%,貧窮人數高達133萬6千人。換言之,2013年的貧窮率其實比2012年微升0.3%,而且貧窮人數多了約2萬人。

這現象反映了,在梁振英治港下,大商家和普羅打工仔女的權力依然懸殊。最低工資委員會13名成員中僅得3人來自勞工界,其建議的最低工資當然傾向保守。而最低工資兩年始一檢,也顯然是令基層勞工的生活水平難以追上通脹的一主要原因。再加上認為月入萬四以下不配有平等政治權利的梁振英完全無意支持工人享有集體談判權,勞方在工資上與資方的角力當然繼續處於弱勢一方。

在港台生談九合一選舉:學運世代打破傳統分野

(獨媒特約報導)台灣九合一選舉在星期六(11月29日)舉行,是台灣史上最大規模的地方選舉,將會選出近11,130名地方公職人員。獨媒訪問了留學香港的台灣學生,談談對今次台灣地方選舉的看法。

瑞霖就讀於香港大學生物科技二年級,已經來港讀書一年多。他說不少台灣學生十分關注九合一選舉,都想回去台灣投票,事實上學生們卻無法成行,「雖然台灣距離香港蠻近的,但旅費並不是每一位學生都可以負擔。」他說。於是台灣學生會的同學曾經與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的長官們陳情,希望有人能願意資助他們回台,他認為「我們都是有投票權的成年人,但卻因經濟原因被剝奪了這權利,沒辦法回台灣投票。」,台灣學生會也用此觀點與長官們溝通,但最後還是無疾而終,但他認為資助台灣學生回台投票的計劃,以長遠來說,必須要繼續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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