攝：獨媒記者 Gundam Lam
近日警察在旺角暴力清場，多人被打至頭破血流。看到如此暴力情景，相信不少港人均感震驚、痛心。一位途人只是慢慢走過，一名警司就手起棍落，打其後頸。看到此幕，憤怒之情油然而生。但在同一時間，看著同一幕，一些人卻有完全不同之感覺。那打人的警司肯定覺得自己無罪，打人實屬應分。另一些所謂「中立」的「沉默大多數」，會繼續沉默，無動於衷。至於建制派及藍絲帶，甚至會覺得那被打者活該。我等不得不問：我們明明都是人，明明都有良知（縱使大家對「良知」可能有各種解讀），為何在罪惡、暴力、血腥面前，看法、感受可以如此不一？即使知其所以然，又能否找到一些解決辦法？不才主修政治，然本文越俎代庖，論及心理學及哲學，難免有班門弄斧、以偏概全之虞。但若能啟發點點討論或思考，亦有裨益，故不揣淺薄公開論述，但求就教於高明。
罪惡的桎梏，服從之枷鎖
警察「暴走」，見人就打，不少人也引用Zimbardo教授的監獄實驗去解釋。長話短說：該實驗就是邀請一班學生分成兩組，一組當囚犯，一組當獄卒，而教授自己當獄長，然後到一模擬監獄生活。一開始，大家相安無事。但第二天「囚犯」發起暴動，「獄卒」便按教授的要求「處理」「囚犯」。慢慢，「獄卒」用盡各種手段虐待、羞辱囚犯，完全忘記了自己是誰，俗語所謂「走火入魔」。而教授自己也沉醉其中而不能自拔，看不到有任何道德問題。
實驗結束後，教授認為大家之所以不能自拔，是因為把角色內化了（internalize）。實驗的結論是，人很受環境影響，假若有某種體制或社會支撐的意識形態，為你的行為提供了合理基礎（justification），不論你本來如何善良，也不論該行為其實何等惡毒，你也會做出那行為而自覺毫無問題。因此，能對抗統制意識形態者，其實少之又少。此乃本人對該實驗之大概理解，但畢竟實在不熟悉心理學，因此可能有些少偏差。
以此實驗之結論觀察香港警察的暴力行為，或許就能夠理解了。以打人後頸的警司朱經緯為例：他可能也只是個普通人，有妻有兒，放工後便回家與家人食飯看《愛回家》。假日也會去逛逛商場看看戲，可能也會到酒樓飲茶。兒子功課不好，他會督促；妻子洗碗累了，他會幫忙。簡而言之，在工作背後，他可能只是個普通男人。我們不用假設他是個十惡不赦的大魔頭。那為何在工作時，其卻會突然「上身」，用警棍毆打區區一名途人？
在警校裡，必然灌輸一種集體、統制的思想，不容獨立思考。警隊本質上是獨裁的，下級必須服從上級命令，絕無抗命的餘地。服從就是正確，上級的命令就是最大的justification，不容思考之、更不容反對之。警校所做的，相信就是要植入這種服從的意識。
而這種劃一齊整之意識，必須靠有一「外在敵人」去維繫，也需要有某種道德信念和準則（moral code）。以往政治氣氛較冷淡，警察的共同敵人就是黑幫。因此不難想像，「金毛」、黑社會人士被捕後，會受何等對待。在警車上毆打疑犯，相信不是甚麼新鮮事。而對警察而言，拘捕黑幫，就是除暴安良、穩定治安。我就是治安的守護者，甚至就是治安的化身，毆打甚至虐待犯人，乃維護正義之舉。
現在政治環境轉換了，警察的信念不變，但他們所投射的敵人卻變了：現在社會治安的最大敵人是示威者以及記者，而非黑幫。如此，我等就不難理解為何會出動反黑組鎮壓示威者。對警察而言，示威者擾亂治安、衝擊自己，記者則經常問難自己，又拍下衝突之場面，令行動受制。總之統統都是敵人，是社會的敵人，也是警隊的敵人。因此曾偉雄可以臉不紅耳不熱地向下屬疾呼：「你哋無做錯！」這不是一般意義上「違反良心」的話，而是他們真心相信的信念。有人提出，監獄實驗所證明的，其實不是人人皆很容易變成壞人、惡徒，而是當人被植入了某種統制性的道德信念，會真心相信自己是對的，打無辜者也是正確的，因為示威者「罪有應得」。即使不相信示威者是罪有應得的，但由於服從的意識太強，某些警察根本無嘗試思考自身的行為是否合理、是否合乎道德。總之「上頭叫到」，就要做，就是合理。納粹小兵在集中營裡按下按鈕，放毒氣殺死成千上萬的猶太人，就是此等無思考的服從。此乃其一解釋。
在這些警察當中，有否一些人其實並非真心相信那種統制加諸之信念呢？相信一定有。在所有集體中，總有異見者，總有些未完全失去自我的個體。我等可估計，這會包括一些新入職者、一些純粹為生計而「當差」者，以及一些見盡醜惡的「老差骨」。當他們走在前線拿起警棍毆打人時，或在後方看直播、錄影時，心中會感到惴惴不安。你可以說此乃良心譴責，也可以說是儒家所謂惻隱之心之作用。但在集體、統制面前，個體之力，尤其心力，實在太弱。要在集體罪惡中挺身而出，指出自己及同袍之過錯，繼而離隊，無道德巨人之勇氣實在難以為之。當數百人在公開場合舉起納粹之敬禮手勢時，身在其中拒絕為之者，歷史上除August Landmesser君外，可還有誰？
在此也特別岔開去談一談性暴力。軍警、獄卒等雞姦囚犯、非禮示威者之行為，在獨裁威權國家中時有聽聞（甚至在民主國家也偶有發生），尤其在監獄。本人對性暴力之認識實在不深，不敢班門弄斧。但可以想像，性暴力肯定是最能羞辱異見者的做法。你毆打他，反而可能令他成為英雄，殺死他則可能令他成為永遠之精神領袖。但你雞姦某君，卻能令他難以啟齒，因為被姦者也會自覺污穢。而雞姦等行為，也可能給予行兇者一種控制、駕馭受害者之感。因此，警察涉嫌玩弄黃之鋒下體，就是要大力羞辱他，打擊其學運領袖之地位。此乃個人推想而已，還需更多理論支撐。
仗賴親朋一絲提點，放下警棍一念天堂
寫了這麼多，似乎警察真的無得救。進入了那模式，就泥足深陷，難以回頭。「當差」似乎是不歸路。歷史上，被洗腦、統制而行惡者，數之不盡：紅衛兵批鬥老師父母、納粹軍警屠殺猶太人、日軍侵華大肆屠城…… 但「良心發現」的故事，卻相對而言少得令人掩卷嘆息。反而宗教卻提供了一些類似的故事，可供參詳。
《聖經》記載，保祿（Paul，或譯保羅）原為迫害基督徒的頭領，誓要摧毀教會。後來在前往大馬士革之路上，突然遭到強光照射，摔倒在地，且瞎了眼。強光告訴保祿：「我就是你所迫害的耶穌。」過了三日三夜，主派遣門徒阿納尼雅去給保祿覆手，保祿復明，繼而皈依基督宗教。榮休教宗本篤謂，此乃「光照」（illuminazione）。
禪宗也有可資參考之故事。日本江戶時代，有位白隱禪師。一天有武士前往討教，問是否真有天堂與地獄。禪師不答，反而羞辱之。武士大怒，拔劍威嚇。禪師安然自若，謂：「地獄之門由此開。」在此一瞬，武士自覺狂妄，隨即收劍。禪師微笑謂：「天堂之門由此開。」此所謂「一念天堂，一念地獄」也。
假若不喜歡宗教故事，我等也可以看「實在」一點的。還記得Zimbardo教授嗎？前言所述，教授自己也沉醉在獄長的角色中，也看不到「獄卒」虐待、羞辱「囚犯」的行為有何問題。那麼實驗如何完結呢？是誰令教授猛然驚醒呢？原來到了實驗的第六天，教授的女友來訪，看到學生的狀況，感到非常不安，隨即向教授指出實驗的道德問題。教授驚醒，終止實驗。
以上三個故事，我等可以得出一點教訓。暫且去掉信仰的部分，以上主角皈依、放下屠刀、猛然醒覺，均有一共通之處，就是有善良的外力介入。我等可以假設人人均有良知。儒家所謂人禽之辨，就在於那一點光明。但外部勢力如體制等可以非常強大，統制的力量可以非常壓迫，令人忘記或埋沒了心中的光輝。此時，需要有人提點，令其驚覺：打下去，就是地獄；不打，就是天堂。猛然回頭，良知重光，壁立千仞，頂天立地。這聽來好像是電視劇的情節，但Zimbardo教授的事例卻顯示，此並非不可能。當然，靠示威者提點警察，肯定無任何用處。有誰會聆聽敵人的提點？但家人的提點、朋友的提點、老師的提點，可能就不一樣。故此，假若閣下有同學、朋友、父母、妻子、丈夫、子女，或學生乃警察，而且參與了或準備參與暴力清場之行動，就請提點他們要記起自己的良知，記起自己善良一面。示威者、佔領者為保護自身安全及保衛公義，一定要奮起反抗警察之暴力，以及追究責任，不可能也不應該在街頭嘗試諄諄教導警察，或以寬恕為由縱容黑警逍遙法外。教化的責任在於警察的親朋戚友。由最親者指出自己的良知陷落，威力應該最大。當然最後結果如何，還看警察自身造化。（假若某警察的所有家人、朋友，均非常支持其毆打示威者呢？那可能真要靠神光感召。）
世界觀之碰撞是怎樣煉成的
比起要警察驚覺己罪，要令那群「沉默大多數」覺醒，使他們望清楚香港究竟發生甚麼事，其實也殊不簡單。此乃兩套截然不同之世界觀（Weltanschauung）之碰撞。
舉一個簡單例子。有兩個情景：一）一名老師在課餘時間於公眾場合爆粗；二）行政長官梁振英被揭發講大話，而且在立法會死不認錯。你去找一些中年的中產人士（例如某中學的一班老師），然後問問他等：你認為兩者中，誰人的錯較大。本人估計，大部分人口頭上會說是梁振英。但你問多一句：大家撫心自問，真的問問自己心裡的感受，究竟你更厭惡何人？相信他等都會支吾以對。
無錯，如果用純粹理性思考，很容易便可得出「梁振英的罪惡比那位老師的要大得多」（甚至可以說那老師根本無罪）之結論。但對於不少所謂的「沉默大多數」而言，「老師講粗口」反而更值得譴責、更需要關注。或許不是他們不知道誰的罪更大，只是他們在情感而言真的無法容忍「老師講粗口」，卻可以容忍一個又一個的政棍把持朝政。當然也有另一批人，真心覺得梁振英無任何大問題，反而「老師講粗口」就罪大惡極。
那班扮似「理性」「中立」之「沉默大多數」的世界觀，當然包含很多想法與立場，他等亦非人人一樣，但大概而言，總能找到某些共通想法。佔領爆發後，諸君必定聽過有人發表以下論述，均是基於那種世界觀：
一）同學如果真心要建設美好的香港，就讀好書，然後加入政府，在建制內帶來改變；
二）有理想是好事，但做人都要實際，要懂得妥協；
三）香港一直以來都繁榮穩定、自由開放，不要破壞社會和諧；
四）你們還年輕，被政客利用了也不知道；
五）特首很難做，不可能完美的，大家應該要寬容一點；
六）不要出去「搞事」吧，用心一點讀書，關心一下自己的前途；
七）佔領是犯法的，總之犯法就是錯，請不要再錯下去。
然後只要你到佔領區隨意問一位年輕人，對以上論述有何看法，相信其可以毫無困難地逐一反駁：
一）我等真心想香港好，因此希望改變整個政治制度。無在外抗爭而建制自行改革，歷史上從未有之；
二）我等確實有理想，但查實人人皆應有理想。我們不是不顧實際，而是嘗試打破現狀，建立更美好的家園。歷史告訴我們，現實是可以改變的；
三）香港七、八十年代經濟起飛，確實帶來繁榮穩定。但近年制度的漏洞逐漸浮現，貧富差距日益擴大。而北京政府肆意要赤化香港，打壓我們的自由，港府又無視港人的民主訴求，已經到了不得不反抗的地步；
四）我們很清楚自己在做甚麼，如果以為泛民政客可以煽動、利用我們，實在太天真。他們已經過氣了；
五）特首確實難做，但我們爭取的不是換特首，而是換制度。你們對擁有公權力的政府可以很寬容，為何對無權無勢的示威者卻如此嚴苛？
六）抗爭、佔領不是「搞事」，而是爭取公義、改變社會。自己個人的前途固然重要，但香港這個家園的前途更重要。讀聖賢書，所學何事？就是盡義至仁！
七）公民抗命本身就是要認罪的，不違反法治。犯法不一定錯，如果法律阻礙我們尋求公義，就不需守法。即使不談公民抗命，試問歷史上那一場追求民主之群眾運動，乃靠嚴守法律而取得成果？假若東歐群眾均不犯法，可有所謂「蘇東波」？
以上兩大套論述之衝突，就是本人所謂「世界觀」之衝突。當然每項論述均頗為粗疏，難免過分簡化。要深入討論，可逐一研究。然拙文的目的不是要爭論佔領之對錯，而是展示當今之爭論，不是純粹的口舌之爭，或一般意義上的「政治爭拗」（「政治嘢，各有各講啦！」），而是兩套價值體系的衝突。「沉默大多數」所秉持之信念乃「維持現狀」、「穩定」、「繁榮」；佔領者之旗幟則是「改變」、「自由」、「公義」、「自主」。有人說此乃世代之爭，大概而言也算準確。不願變者， 不一定就是既得利益者。責罵年輕人、反對佔領者中，也有生活艱難的。不論貧富，那種世界觀就是固定在其心中，牢不可破。此種價值體系，何以建立？所有世界觀、價值體系，均是知識、所受教育、所接收之訊息，加上個人經歷糅合而成。大家成長經歷不一，很容易煉成相異之世界觀。呂大樂的《四代香港人》大概有類似論述，雖非嚴謹之作，仍值得一讀。明白了「世界觀」之衝突如何煉成，則不難明白為何佔領發生後，不少父母與子女爭論不休，大家彷彿活在平行時空裡：我看到警察冤枉記者，你卻看到記者打警察。
「沉默的大多數」不願走出自己心中那安穩的世界（縱使其實那只是殖民地植入的、虛妄的安穩），不願當家作主。現在不是很好嗎，何必自找麻煩？只要有人照顧餵飼（縱使那是惡徒），大家安安穩穩，那就好了。佔領人士和不少年輕人卻要成長，想要打破框框。成長是很痛苦的，但人必須成長，方能有明天。每當我等適應了一環境，就不想改變，想留在那裡，直到永遠。但成長就是要跳出那comfort zone，自己前路自己揀，方能走得更遠。現在是年輕人想成長，而以中年人為主的「沉默大多數」卻拒絕成長。
深耕細作，愚公移山
那麼，如何越過平行時空的邊界呢？如何撼動那牢不可破的世界觀體系呢？如何請他們成長呢？很明顯，互相對罵不會有幫助，反會更加鞏固既有之想法。因此假若你在茶餐廳遇上來自星星的他，然後跟其吵起來，大家都心知肚明：對罵的目的只在發洩，展示不甘、憤慨之情，而不是說服對方或互相理解。誰也知道，要說服某人，就必須心平氣和，動之以情，說之以理，方能有些少成效。這必定是極其漫長之工作，猶如韋伯所謂之鑽硬板。
人之精神、時間有限，除非閣下乃全職社運人士，否則不可能天天走到街上感化路人。但我等都可以選擇花點點時間在家中、學校、辦公室內鑽硬板。大家活在同一屋簷下，都被迫要互相了解。今時今日，除了父母要教子女做好人外，子女也要教父母做公民。找個時間，大家坐下，慢慢談，嘗試用情理說服父母明白自己的想法。一次不行，談兩次，兩次不行就談三次。或許也可以播放網上的片段給他們看，畢竟有些片段你永遠不可能在TVB新聞中看到。討論很多時會以吵架收場，那就要停下來，大家靜一段時間，再找時機。可能永遠都不會完全成功，但日夜「唸咒」，或許能稍稍鬆動那頑石般之體系。即使不支持，也起碼同情。好朋友之間假若也有如此衝突，也應該好好談一談。由於所談及的其實是整套道德觀念之分歧與矛盾，因此雙方也很容易劍拔弩張。所以必須不斷提醒自己要冷靜，保持克制。本人必須承認，上述只是紙上談兵，皆因自己也無如此勇氣，亦從未成功過。只是提出一些想法，供諸君參考。佔領要道、在街頭宣揚民主訊息，應該做；但說服家人、朋友等深耕細作、愚公移山之舉，也值得做。
說服政治冷感者，放棄唯利是圖者
至於那些所謂「政治冷感」者，則比較容易說服。他們不太反對佔領，但也不願意思考政治問題，總之就不想碰政治的渾水，無甚麼所謂。記得《問誰未發聲》中有一句歌詞：「無人有權沉默看著萬家燈火變了色。」。這句話是錯的，因為人人皆有權沉默，只有在獨裁統治下人民方會失去沉默的權利。但有權不等於正確。必須使他等明白，在罪惡面前中立，其實不是中立。你不需要全心全意投入政治，但當有需要時，必須出聲保衛自身的權利。香港的前途，你也有份，不要free ride人家的犧牲和努力。
當然還有一班體制的既得利益者，這班人，很可惜，似乎無得救。以葉國謙為例。當Now新聞台的工程人員李小龍被警察以涉嫌襲警罪拘捕時，葉國謙二話不說立即走出來，謂從片段可以看得到該人員真有襲警。豈料警方竟然無罪釋放李氏，葉國謙「跟車太貼」，「車毀人亡」。葉氏的行為與嘴臉固然非常醜陋，但我等也可嘗試考究一下其思維：為保權力以及在黨眼中之地位，事事立場先行，不問證據，更不問真相。這種人與「沉默大多數」不同，無明顯的世界觀或價值體系，而是一切以利為先（利包括權力、地位、金錢）。對於此類人，實在無甚麼可以做，毋庸浪費精神在他等身上。
還有那些「維園阿伯」呢？他們可是真心認為示威者被打，是「抵死」的。或許他們的思維已經完全江僵化，無論你如何努力，也徒勞無功。除非你有驚人的毅力，否則也不要浪費時間嘗試說服他們。社會從來不可能求絕對共識，分歧、競爭、矛盾等總會存在，甚至是常態。即使在民主社會亦然。
看，這個大鳥籠
最後打個（不太好的）比喻。
香港好比一無門的大鳥籠，內有萬鳥共存。有些鳥得到製籠者之寵幸，享糧特多，因此甘願當製籠者之僕役，管制他鳥。有些鳥生活穩定，雖則也有辛勞時，但日子總算易過。他等略有聽聞籠外有個大千世界，但安於現狀，不願離開，皆因外面世界太陌生、變數太多，無謂冒險。有些鳥也生活安穩，甚麼籠裡籠外，他們從不介意。另有些鳥，生活困苦，得糧極少，但也不願探頭望望外邊，因為對未知之事深感不安。最後還有一些鳥，他們有生活安穩的，也有生活困難的，但同樣希望衝破鳥籠，自由在外飛翔。他們深知道：不論在籠裡得到多少糧，生活多安穩，這都不是「正常生活」。鳥，生而自由，當在外飛翔，而非屈居籠中。
要出去，就要打破鳥籠。問題是，籠，只有一個。籠破了，就是破了。不願飛出去者，當籠破後也要被迫飛出去。故不少鳥誓死要保衛鳥籠，不容他鳥將其打破。要衝破鳥籠，查實無須每隻鳥均願意如此方能衝破。只需某數量的鳥願意，就可成事。籠破後，不願離開者也要「接受現實」，而且慢慢也會適應自由的環境。此所謂cognitive dissonance也。然越多鳥支持衝破鳥籠，就越有機會成功。我等不用奢望能感化所有人，說服所有不同意己見者，但假若能使家人朋友成為戰友，豈非美善？
有謂，此乃「容不下一張安靜書桌」之年代，而吾人皆「被時代選中」者。生於亂世，自有責任，思考時局，甚或走上街頭。一海之隔，臺灣國民黨馬英九政府施政失當、國策親共，人民得以用選票掌摑之、痛懲之。港人旁觀，可謂既羨且妒。然回望歷史，臺灣民主之路，又豈平順哉？乃以信念、汗水，以及鮮血奮力爭取，方有今日。且靠公民社會持續鞭策監察，防止民主倒退，抗拒威權回朝。故此，香港要民主，只有奮起爭取之路，斷無坐而等待之途。與其仰望籠外藍天而嘆息連連，不如思索如何衝破鳥籠並翱翔天際。
附注：
一）本文無論及不少相關的議題，例如本土主義與國族主義、大中華主義之衝突、佔領運動之內部矛盾及分歧等，實非故意忽略，而是不才實在時間、精力有限，未能處理之。
二）拙文提出之分類（categorization），難免有過分簡化之嫌，造成二元對立。惟此只是為方便論述，非現實真如此。要分析，必然要簡化。當然如何簡化、分類，值得斟酌。
三）本文絕非學術之作，純粹以個人觀察、感受為基礎分析，缺乏確實資料及學術理論，故必有偏差，還望見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