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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環境保護署署長 王倩儀女士, JP
通過「擴建香港國際機場成為三跑道系統」環境影響評估的意見
香港大學學生會理學會環境生命科學學會（下稱本會）就「擴建香港國際機場成為三跑道系統」環境影響評估在九月十五日獲環境諮詢委員會有條件通過，感到極度失望及遺憾。本會希望 閣下在發出環境許可證前，再三考慮該項目對附近海洋生態的影響和緩解措施的效用，以免造成無可挽救的傷害。
1. 海岸公園成效成疑
環境諮詢委員會提出二十項條件，包括要求機場管理局就設立建議中的海岸公園徵求漁農自然護理署意見，提交建議書，說明海岸公園面積、管理安排等資料。機管局亦需就推行海洋生態保育和漁業管理成立基金和制定計劃。有關計劃必須先諮詢環諮會，才可以向環境保護署署長提出申請批准，獲批後才開展相關的項目。然而，環諮會的條件中，設立新海岸公園的期限是在機場三跑道系統的運作之前（before the operation of the project），「先發展，後保育」的問題仍在。填海後，海洋生物的棲息地已受嚴重干擾，沒有人能保證中華白海豚等海洋生物會回歸到鄰近填海地區的新海岸公園生活。
學聯與政府的政改對話落幕，儘管林鄭月娥三人組用盡甘言巧語（五名政府代表中有兩人沒有在「對話」中發言），仍然無法說服學生「袋住先」，更遑論勸退留守在三個佔領區的市民。建制派一籌莫展，不少議員光脆三緘其口，與政改諮詢期間高調推銷保守方案時大異其趣，有點像小孩闖出大禍，縮在牆角免被捱罵的窘態。
雨傘運動風起雲湧，不少官員至今還未來得及了解實情，反被梁振英和北京官員因條件反射而推出的宣傳攻勢自我矇蔽，把「老大哥」「真理部」的出品誤作事實，以致無法在僵局中理順思路。
事到如今，無論是決策者或有心人，只要細心求證都可以認清以下六點事實：
運動由公民自主：今次運動由學聯大學生罷課開始，學民思潮中學生加入，再與「和平佔中」結合，泛民政黨扮演支援色，至今主角是堅持佔領留守的學生和市民。經過整整一個月的凝聚與磨合，每位參與者通過自身經歷，理性上確立了對運動目標的認同，感情上與運動集體結成紐帶，已經有「命運共同體」的芻型。因此團體領袖對參與者的號召力已大大削弱，個人自主意識隨著政治覺醒日益高漲，這不僅包括了留守者，更包括了準備隨時上街捍衛學生或佔領區的市民。
雲高爾及告魯夫是當代兩位荷蘭足球大師。
告魯夫及雲高爾被視為荷蘭球壇兩位宗師級人物，但兩人素來不和，既有積累多年的小恩怨，亦有理念上的分歧。有趣的是，命運好像跟兩人開玩笑，或者叫冤家路窄，他們球員時代踢相同位置，到執掌教鞭後，兩人都試過先後執教同一間球會，難免會被人比較，他們亦不諱談之間的問題。
告魯夫及雲高爾同樣是進攻中場，當雲高爾冒起、想在阿積士爭一席位時，正是告魯夫如日中天的時候。論球員時代的成就及能力，告魯夫及雲高爾簡直是明月與螢火之比，就是完全沒法比。曾與雲高爾做過隊友的雲泰加倫（Adri van Tiggelen）表示：「雲高爾的速度比不上告魯夫，或者他的頭腦轉得更快，但肯定不是在球場上。不，他們根本無法比較。」
在球員時代，兩人都曾經交手
兩人在球員時代的交集不多，在阿積士苦無機會的雲高爾很快就轉會，在中型班度過他的球員生涯。據講，他與告魯夫交惡的起源就在掛靴後、擔任阿積士助教的時間。在雲高爾的自傳中透露，當時是1989年，已經去了巴塞做主帥的告魯夫舉行晚宴，而雲高爾都有受邀出席，可見那時兩人交情幾好。
不合作運動社區化 公屋居民月底交租行動
［草根.行動.媒體］2014.10.24報導
是日房委會一年一度的集思會，捍衛基層住屋權益聯盟及支援學界全民抗命聯合陣線，與一眾公屋居民及學聯代表，趁此機會到何文田房委會總部請願，宣佈開展全民不合作運動第一炮「公屋租金月底交」行動，抗議政府及房委會拒聽民意、黑箱作業。
上星期二（14/10），房委會在佔領行動如火如荼之際，草草通過每五年審核公屋輪候申請者資格的建議，並正密謀收緊富戶政策，向入息高於限額1.5倍的住戶徵收倍半租金。公屋政策與全港230萬公屋居民及輪候冊上的26萬公屋申請人/家庭息息相關，卻由房委會的官方代表及多來自工商或金融界別的「委任代 表」所操縱，基層市民的訴求遭受漠視。
每次 香港兩棲及爬蟲協會 在 漁農自然護理署（漁護署）接收動物時，義工們都會慨嘆: 為什麼走私龜隻的數量如此多？ 除了食用龜，內地的寵物市場對龜隻也有龐大的需求，而香港作為內地其中一個的中轉站，每次被檢獲的龜隻數量經常數以百計。 除了被檢獲的龜隻，還有其他成功走私和合法進口的龜隻，但香港本地的寵物市場不可能消耗這般數量。 最後，亦有某部份成功走私的龜隻會流入本地的黑市場。
這是一部份被檢獲的龜隻，因我們資源有限，只能拯救一小部份作領養或教育用途。
飼養寵物的好處：
反佔中的人，大叫學生不代表他們，這點其實不用說，學生爭取的是真普選，反佔中要的是假普選，不會弄錯。
反佔中的人群中或自覺自己支持政府假普選的人，月入低於萬四蚊的，估計為數不少，他們一直以為，梁振英等人代表了他們，但近日，梁振英却親口向外國勢力指「萬四一族」應享有次等的政治權利，正是襄王有夢，神女無心，不知「萬四一族」，有何感想。
有錢人明白，權與錢分不開，但權可以制約錢，所謂「富不與官爭」，民間智慧之言。
然而，有錢便可以買權，或將權力買通，結合成的金權政治便天下無敵！香港的衆多富豪，明白白手可以興家，但財富的持續增長，必需靠攏權力。
自從97，金錢滲入權力，功效非常顯著，獲授勲銜和衆多的建制中委員會成員，有錢人是大多數，是慣例，兼可以世襲承傳，富二代、富三代順流而上，只要肯就可以，窮人只好說：「這個機會唔屬於我。」無異於家族財富及上市公司執行董事，一樣順理成章。
梁振英的「萬四論」，牌面是排斥窮人的參政權，牌底是向有錢人招手，向他們表達忠誠，向金錢say yes ，認錢不認人，所以，在UGL事件中，中國企業的出價，是用來托價，話之佢是外部還是內部勢力。
圖：香港動物報
演藝界娛樂圈仍有不少人依然會選擇穿著皮草，如劉嘉玲小姐所說，這的確是一種個人選擇。但亦有很多朋友堅決拒絕使用任何皮毛制品。這同樣是個人選擇，不過是基於良心的所作的道德抉擇。
在皮草的制作過程中，動物要受到極殘酷的欺凌與傷害，這已經不是什麼秘密，而是常識。 走在時代尖端的劉小姐與當日出席活動的各位名人，一定早已看過很多有關皮草如何不文明不道德的資訊，而依然作出這個「個人選擇」，實在相當自私。
我們深信，藝人作為公眾人物，應運用自己的影響力，帶領歌影迷行善。一個人的情操與品格是否高尚善良，在於他/她的行為而不是牽強的解釋。若只為了贊助活動所得的好處，而不顧其他生命的痛苦，就算努力披上再華麗的外衣也不能掩蓋染滿一身鮮血的醜惡。
科技、時裝、物質都會不斷進步；因此，人類的道德水平更要不斷提高，否則任何「科技」「潮流」都只會成為剝奪欺凌的手段。 在這個資訊爆發的年代，我們了解到繁榮經濟背後很多的黑暗面；生而為人，我們應具有來自良知的勇氣，作出道德的選擇。 今時今日，不吃魚翅，不穿皮草，是許多平民百姓都認同並且做得到的事情，劉小姐與一眾影星實在沒有其他藉口。
我們在此強烈勸籲劉嘉玲小姐追上時代的步伐，脫下皮草，重新選擇，做一個真正漂亮的文明人。
各位香港人：
好多人話我地一張Banner感動左你，其實你地既支持，同樣感動左我地，感動更多香港人，我地大家一齊重新演譯了獅子山精神。
我地深信，香港人要求真普選，永不言敗。政府可以拆獅子山上既Banner，但係大家屋企窗台、晾衫架、小店櫥窗、課室壁報、T恤、帳篷、背囊，甚至自己個額頭，都可以掛起「我要真普選」五隻大字。政府繼續拒絕真普選，肯定每日都有新的「我要真普選」掛起。
任何可以掛起「我要真普選」的地方，都係我地心中的獅子山；任何會掛起「我要真普選」的香港人，都係我地同舟共濟的蜘蛛仔！
香港蜘蛛仔上
連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Paul Krugman也出手，在《紐約時報》批評梁振英月入萬四以下不配有提名權的言論。他認為這些想法由來而久，在美國也有不少，但大抵不會宣之於口。例如會開動政治宣傳，告訴選民，抽富人稅和幫助窮人會破壞經濟，挑撥種族分野，或者務求令政府措施失敗，或者不讓措施面世，以免選民知道，措施可以改善社會。而梁振英就說了出來。Krugman堅稱在1940年代以來，發達國家是福利國家。歐洲的問題，不是出於推行福利國家。他總結美國政治骨子裡就是民主和財閥統治對決。我們無從得知哪邊勝出。其實，香港未嘗不是這樣？
以下為中文翻譯。原文見此。
當領袖說真話，尤其在無特別動機下，那是件好事。所以，我們應該感激北京支持的香港領導人梁振英，吐出真言，因為他認為示威者不會成功爭取民主：有普選的話，「你一定會爭取月入低於1,800美元那半數香港人的支持。這樣，你的政治和政策，最後會著重這部份人。」這些政策，大抵是令減少富人財富，扶助低收入群體。
和平佔中與學聯宣布將在星期日，於金鐘雨傘廣場舉行投票，就以下兩個議題徵詢意見，『一是特區政府將提交港澳辦的民情報告必須具憲制效力，可改變人大8.31決定；二是要求擬成立的多方平台委員會必須處理2017年及之前的政制改革；』。誠如大會所呼籲，我當然希望支持參與佔領行動的市民能夠藉此向政府表達立場，然而，作為參與者面對這兩條命題，卻有無所適從之感。
如何覺得北京可以忍手鬆手？
第一、香港人能夠讓北京面對一個有決議性或憲制效力的結果，是很霸氣而值得支持的事情，但究竟有決議性的最終決定效力有多大？憲制效力有多強？就無可避免回到老問題，遇到它原本想解決的問題一模一樣的困難，就是北京能否放下最終決定的權力。
而我們都知道，就是北京在現在的政制改革，甚至在當年基本法草擬時經已為自己保留最終決定的權力，那麼它即使向民情報告退讓，賦予一定的憲制效力，按照北京的邏輯是一定留有最終裁決的權力。這是香港和北京打從一九八零年代遺禍至今的死結：香港人原本以為是自治的事務，在北京眼中則始終有最終決定權，也不可能讓香港得出到一份可以凌駕或否定北京決定的東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