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Paul Krugman也出手，在《紐約時報》批評梁振英月入萬四以下不配有提名權的言論。他認為這些想法由來而久，在美國也有不少，但大抵不會宣之於口。例如會開動政治宣傳，告訴選民，抽富人稅和幫助窮人會破壞經濟，挑撥種族分野，或者務求令政府措施失敗，或者不讓措施面世，以免選民知道，措施可以改善社會。而梁振英就說了出來。Krugman堅稱在1940年代以來，發達國家是福利國家。歐洲的問題，不是出於推行福利國家。他總結美國政治骨子裡就是民主和財閥統治對決。我們無從得知哪邊勝出。其實，香港未嘗不是這樣？
以下為中文翻譯。原文見此。
當領袖說真話，尤其在無特別動機下，那是件好事。所以，我們應該感激北京支持的香港領導人梁振英，吐出真言，因為他認為示威者不會成功爭取民主：有普選的話，「你一定會爭取月入低於1,800美元那半數香港人的支持。這樣，你的政治和政策，最後會著重這部份人。」這些政策，大抵是令減少富人財富，扶助低收入群體。
所以，梁振英擔心，那五成的香港市民，因為他們掙不夠錢，會支持差劣的政策。這好像Mitt Romney（按：2012年美國總統選舉的共和黨提名候選人）所說，47%的美國人會不投票給他，因為他們沒有交稅，所以不會替自己負責任。又或者，好像共和黨眾議員Paul Ryan認為，有60%的美國人會令社會有危險，因為他們是「接受者」（"takers"），從政府裡取的東西較付出的少。的確，這些說話大同小異。
政治右派對於民主不安。即使保守派在選舉有多亮麗，即使自由市場的意識型態如何籠罩論述，他們骨子裡藏著一種恐懼，低下階層會投票給左派議員，左派議員會向富人抽稅，大灑金錢到窮人，從而破壞經濟。
事實上，保守主張的成功，只會加深恐懼。很多右翼──我不只是指Rush Limbaugh（按：美國親共和黨的名嘴）的粉絲，而是指政治菁英──生活在平行時空（至少在部份時間）。美國在過去幾十年極速走進牢役之路。他們沒有理會鍍金時代（Gilded Age）實施減稅及鬆開金融制度，他們在看《當國家充斥好吃懶做的人：美國福利成災》（A Nation of Takers: America’s Entitlement Epidemic），堅持問題在於失控的再分配。
這是個狂想。然而，究竟對經濟民粹主義的恐懼，會否導致經濟災難？不像是。低收入選民支持有利他們的政策，其程度較富人高，他們總體支持最高收入的人多交稅。不過，如果擔心他們瘋狂、貪婪，抽乾抽盡老闆收入，歷史證明你們錯誤。在1940年代以來，發達國家是福利國家，必定對貧窮國民支援較多。但你不會看到這些國家走入加稅－花費的惡性循環。歐洲的問題，不是出於推行福利國家。
縱然「著重這部份人的政治和政策」不會摧毀經濟，那1%的收入和財富的確會縮水。那0.1%的稅項，相信會比Romney執政的時候多很多。那麼，財閥應如何回應？
一個答案是開動政治宣傳：告訴選民，抽富人稅和幫助窮人會破壞經濟，向創造職位的人減稅，會創造整體繁榮。儘管減稅的寓言屢屢不會實現，這信念仍縈繞保守派（美國堪薩斯州就是這樣）。有一大堆受巨額資助的智庫和媒體日夜推廣這信念。
另一個答案是，擴大種族和族群分野。這是美國傳統吧。「你知道嗎，政府只會幫助那群人。」自由派嘛，是目中無人又討厭美國的菁英。
第三個答案是，務求令政府措施失敗，或者不讓措施面世，以免選民知道，措施可以改善社會。
不過，這些保護財閥免受暴民攻擊的策略，既間接，又不完美。梁振英的答案明顯是，不讓那半數底層人，或許是九成的底層人投票。
我們知道，為何右翼會對選民詐騙（voter fraud）無比憤懣，即使這只是指控而且幾乎不曾存在，又極力支持選民登記法案（voter ID laws），令窮人和工人階級難以投票。（按：該法案要求新登記的選民必須提供身份證明文件，證明自己的公民身分，才能投票。反對團體指這會剝奪窮人、長者等弱勢群體選民參與選舉，因為他們不少沒有適合的身份證明文件。）美國的政客不會直接說只有富人才有政治權，至少仍未這樣做。不過，如果你跟從政治右派的思路，你會得到如斯結論。
實情是，美國政治骨子裡就是民主統治與財閥統治對決。我們無從得知哪邊勝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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