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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圖見此。
長達九天的香港抗爭動力開始減退，但數以百計的佔領者仍然留守街頭。作為解放廣場運動（Tahrir Square uprising）的其中一把「聲音」，不得不指出現時見到的香港景象，與2011年埃及開羅解放廣場的十八天抗爭何其相似。
有高空拍下撼動人心大型群眾運動的一幕；有抗爭青年使用Twitter和Facebook讓全世界聽到他們對高壓政權說不；有慶祝的時刻（包括最少一場婚禮）。雖然兩次抗爭的背景、籌碼、目標等不盡相同，它們的共通點是：兩場抗爭皆由熱心的年青人主導，為了更好的將來，明知不可為而為之。
他們說，失敗乃成功之母。雖然我們成功令獨裁者穆巴拉克下台，但遺留下來的政權依然穩固。經歷穆斯林兄弟會一年的失敗統治後，埃及政權把言論自由和民主通通擱在一旁。目睹解放廣場運動促進社會公義和人類尊嚴的目標如何落空，以下幾項教訓可望對現時勇敢留守的香港市民有用。
一、不要指望國際支援
【編按：這幾天，有不少工人帶著他們的專業知識介入這場運動，昨夜的棚架、水泥路障就是一例。然而，真漢子的背後有著甚麼的想法和故事？本報在早前訪問了幾位參與罷工的工人，了解他們對這場運動的看法及罷工因由。】
這場運動，無可否認已由學生運動變為群眾運動。然而，所謂的「群眾」實是模糊得可憐。群眾中有各色各樣的群體，既有大商家，也有小商戶，更多的是貧苦大眾。而一些靠勞力維生的工人們因應職工盟發起的罷工，也有透過其所屬工會呼籲其他工人出去金鐘支持運動。他們本身對運動又有甚麼看法﹖訪問時他們未必很完整地闡述出來，卻提出了不少零碎的想法。還是讓工人們自己說話吧！
貨櫃碼頭的大孖細孖
大孖細孖是兩兄弟，二人均有參與一年半前的葵涌貨櫃碼頭罷工。當時，不少工人不滿和黃將不少工種外判出去，同時，碼頭工作環境惡劣。他們既不能取得應有的勞工保障，工資更有減無增。故此，工會於3月28日發起罷工抗議，要求加薪兩成。時隔一年多，他們再次為不義之事走上街頭。
大孖說﹕「今日點解出嚟呀﹖我地罷工果時你地班學生哥有嚟撐我地嘛﹗今次你地搞場大龍鳯，我地咪支持番你地囉﹗」當時，學生們有的為碼頭工人「苦行」﹔有的在港九新界擺街站籌錢支援，最後籌了800多萬﹔有的更一起留守在碼頭足足一個星期。不難想像這次碼頭工人會來撐學生。因為這，就是「雷氣」。
「闊別」馬路一周，今天迎著秋天的氣息，和遊行夥伴重訪香港的魔幻道路。
我們從金鐘出發。金鐘海富中心通往添馬公園出口，牆壁上又多了很多標語、海報和各種市民的心聲。佔領開始以來，讓我最驚喜的是佔領區到處可見的街頭創意，和就地取材的生活智慧。商場面對馬路的牆壁變成公眾教育佈告版，不時更新運動新知和向遊客介紹運動由來。
金鐘和中環大馬路中間的石墩，在佔領初期，我記得還是要大家自己跨／爬過去，今天去看，厲害，竟然已經做好木頭梯級了，而且踏上去感覺很穩固。梯級兩邊還有專門負責伸手扶你一把的義工，你一踏上梯級，義工就會提供人肉扶手，非常貼心。這種自發的細緻分工，讓我驚訝不已。我問向我伸出“扶手”的一個年輕男義工，「你係專門負責扶人上樓梯㗎？」他回我一個可愛又自豪的笑容。仔細想想，這種工作崗位的構想是無法從由上而下、中央主導的組織模式發展出來的。坐在工作檯負責策劃的人，沒有可能憑空想像到啊現場可能有一些身手遲鈍或年紀大的參與者在爬樓梯的時候需要有人扶她／他一把。更讓人生起敬意的是，伸手扶你一把的義工戴了工作手套，所以他們是有備而來的，非常專業。
攝：獨媒記者謝詠芯
作者／胡平
原四通老總、八九民運領袖萬潤南先生在他的回憶錄《商海雲帆》裡寫道：「回顧1989年的那場風暴，感覺學潮就像是一輛沒有剎車、只有油門的越野車，不停有人去猛踩油門，卻沒有剎車功能。這樣的結果，只能是車毀人亡。」
到海外後，我曾經與胡平討論過這個問題。我問：「為什麼學運總是以失敗告終？」
他的回答很哲學：「因為他們不失敗不結束。」
對胡平提出的『見壞就上，見好就收的所謂策略，我認為沒有可操作性。因為實際情況是見「壞」有人上，見「好」非但不收，反而變本加厲、更加蜂擁而上。』
盡人皆知，和平佔中運動面對的不只是港府，而是北京，是中共。現今中共領導人，都是經歷過八九和六四的。假如說他們在有關香港的種種問題上可能持有不同意見，但是在有一點上卻不會有分歧。那就是，面對和平占中這種非常形式的公民抗命運動，決不能妥協。因為他們深信，讓步非但不能換來抗議者收場，反而會變本加厲，招致更多的人蜂擁而上。是的，他們現在壓力很大，但是他們認為，如果他們讓步，壓力只會更大。除非中共決定接受抗議者的全部訴求，否則，他們就不會在任何一條訴求上後退。就算北京打算放棄梁振英，但至少現在不會。這是中共現時的行為邏輯。我們務必要知己知彼。
攝：獨媒記者 Gundam
政務司長林鄭月娥擱置與學聯對話，旋即和特首梁振英先後離港北上，學聯學民將雨傘運動轉化為長期佔領，人民日報海外版以「動亂」形容「佔中」，梁振英爆出收受澳洲公司秘密巨款醜聞後急於轉移視線，因此對雨傘運動以武力鎮壓鐵腕清場的陰影揮之不去。誰曾細心分析，政府一旦以血腥鎮壓清場，香港能否在中央政府眼中從今天「不可管治」之局變成國家主席習近平心中的「中國夢」？香港的商賈、中產和年輕世代之間，誰是贏家或輸家？
不少市民恐懼六四重臨，中環金鐘或變成另一個天安門。但我們試從統治者的角度分析，把六四的經驗套用在香港，能否理順香港亂局？
稍懂歴史的港人均明白，25年前中央「平定」北京學生民主運動，不是光靠從長安街到天安門的一晚血腥鎮壓，而是閉關鎖國整整一年，通緝追捕民運領袖，隨後連續四、五年高壓管治，甚至兩年前還發生李旺陽「被自殺」事件，所以即使以內地政治封閉的狀態，開動國家機器「平亂」也是一個漫長費事成本鉅大的過程，絕非一朝一夕之事。放諸香港，特區政府如何「平亂」？
假使特區政府甘冒天下之大不諱，用橡膠子彈或真槍實彈驅散學生，連場流血傷亡之後，會換來一個甚麼場景？過去兩周的官民互動，已為我們做情景分析提供重要啟示。
我們是否可以說，梁振英政府把「不干預」政策發揮到一個令人嘆為觀止的地步？由9月28日向手無寸鐵和平集會的學生、市民發射87枚催淚彈以來，這個政府至今不單只沒有正面回應群眾的訴求，連半句道歉的說話也沒有，現在更索性當集會的市民透明、不存在。當城市的政治中心被市民佔領時，整個政府權位最高之人反而離港參加經貿會議（特首、政務司上廣州，財政司則身在紐約）﹣當然，換一個說法，是面京官領旨。但無論如何，大難當前，這個政府選擇抽身迴避，已足證其無能如小學雞。公眾只看到一場極難看的推波仔︰林鄭稱自己是局外人，梁振英又把責任拋給警方，那麼到底是何方妖孽在管治香港？一個特區最高權位的人竟可赤裸裸向公眾宣示自己尸位素餐，厚顏至此，現代政治中實屬罕見。
退出了韓國樂壇多年，有韓國「文化大總統」的徐太志，近日回歸K-Pop市場，並與女歌手IU推出「前後作」新歌《昭格洞》，引起韓國樂壇的一大哄動。《昭格洞》一曲，歌詞與MV內容是講述在八十年代，發生在首爾昭格洞的一場愛情故事。此曲用上兩種版本，女的由IU處理，男的則由徐太志演繹，分別用男生視角和女生視角來傳遞兩種感情。
把回歸作命名為《昭格洞》，根據韓民族報的報導，是徐太志刻意撰寫的，因為昭格洞就是昔日徐太志成長的地方，他希望寫一首關於他年輕時代的愛情歌曲。有留意此曲MV的，都會發現它是以八十年代的背景來拍攝。那時，位於首爾鐘路區的昭格洞，是韓國軍機務司令部的總部，主要職責是防間諜和保密檢查。於那個年頭，更被全斗煥軍人獨裁政府，以「綠化事業」為名，濫用成為監控普通民眾與學生的大本營，不少學生曾在這裡被施以毒打，期間發生了「昭格洞事件」，六名軍隊中的醫務士叛變，最終被殺死，可見昭格洞對韓國民眾來說，也不是一個簡單的地方。
昭格洞的地理史
位於首爾鐘路區的昭格洞，是首爾市的一個法定洞，由三清洞行政管理。地理上，該地區屬於北村，西邊是景福宮，東邊則是昌德宮。昔日，三清洞、昭格洞與司諫洞是位於一條由北至南端的引水導上，影響首爾區的供水。但隨著該地區進一步都市化後，水道也被填土覆蓋，這一地帶的劃分也越來越模糊。
反佔中團體今晨（10月13日）堵塞壹傳媒大樓，令所有車輛無法進出，企圖阻止今日出版的《蘋果日報》運出巿面。獨立媒體（香港）認為有關人士行為踐踏新聞自由，阻礙巿民接收資訊權利，本會對此等行為予以強烈譴責，促請警方維護言論及出版自由，確保壹傳媒能順利運送印刷品。
昨晚約十一時，近百反佔中人士在將軍澳壹傳媒大樓設起帳篷，封鎖《蘋果》大樓兩個出入口，企圖阻止該報發行。期間更拉扯記者衣物和證件、令正在採訪的記者受傷。《蘋果》一度動用吊臂車將報紙運出閘外，亦同被示威者所阻，令首批《蘋果》運送出廠時間延遲最少四小時。
事實上，反佔中人士示威者已經連續堵塞兩日壹傳媒大樓，有示威者更揚言若《蘋果》能正常銷售便會將行動升級。反佔中人士佔領行為目標只是惡意針對壹傳媒集團，意圖透過阻礙報章出版癱瘓新聞機構運作，並非意義崇高的公民抗命。佔領行為侵害資訊自由流通，打壓新聞機構，行為卑劣，本會予以譴責。
針對壹傳媒的運作的行為在過去一年愈見頻密。上年6月，近千份蘋果日報在街頭被縱火燒毀；今年622公投期間，壹傳媒網站遭史無前例「國家級」黑客攻擊，令網站完全癱瘓； 8月，壹傳媒公司電郵系統被黑客入侵，令大量電郵外洩。今日中午開始蘋果網站又再遭受到攻擊，完全無法登入，對於巿民即時接觸新聞資訊構成莫大障礙。
把注意力放在「可及性」而不是「權利」，聯合國針對水的可持續性發展目標將無法消除用水之不平等現象。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的救助隊在南蘇丹朱巴（Juba）附近抽取尼羅河水再以氯進行消毒。圖片來源：法新社／Charles Lomodong。
對經濟及社會發展的其中一個最大的威脅就是世界上的淡水供應正快速變得稀少，以及污染情況越來越嚴重。而在水的全球發展領域裡，現在正有一班新的參與者在界定及編寫獲取飲用水的規則。
令人擔心的是，人們獲取飲用水及衛生設備的權利在聯合國的政策討論中繼續被邊緣化。在聯合國最近發表的持續性發展目標的草案當中並無提到水權，顯示了現時的政策傾向於把供水視為有助經濟增長之產業，而非為了保護集水區，以及確保稀有水資源的公平分配。
當聯合國大會在2010年通過決議確認水和衛生是一項人權的時候，那些從事水和衛生的社會運動組織將之視為重大的勝利，這些組織多年來為那些因水污染引起健康問題、因無法獲得乾淨飲用水和衛生設備而要忍受侮辱，或因缺水而無法自給自足的人群而抗爭。在反對因不平等、社會排斥以及過度抽取共有水資源而引起的全球水危機的抗爭中，社運人士一直把獲得飲用水及衛生設備的基本人權視為抗爭的工具。
攝：獨媒記者 Charlie
暫且不論政府和某些政客是否有造假誇大雨傘運動對「民生」的影響，我相信，如果那些因政府施政問題而長期受苦的「夾心階層」是理性的，他們會盡快支持抗爭者，而不會只是抱怨抗爭「為生活帶來不便」; 我也相信，如果那些長期受剝削的「工人們」是理性的，他們亦會迅速聯同抗爭者向政府施壓, 而不會只是埋怨「生計受影響」。但很可惜事與願違，至今主宰不少人的卻是「奴性的邏輯」而非「理性的邏輯」。
當近日社會上不少的聲音譴責抗爭者「侵犯他人自由/基本權利」、「損害民生」、「阻人搵食」時，難道他們沒想過其實這個政府——這個欠缺認受性、卻又不知為什麼無人能挑戰其認受性的政府——長久以來天天都通過施政傾斜跟大財團官商勾結，像癌細胞那樣全方位地「侵犯他們（即所有少數既得利益者以外的人）的自由／基本權利」？論嚴重程度，後者應該嚴重至少幾百倍……
那麼，為什麼總是叫抗爭者而非政府「收手」？即使抗爭運動在短期內於一定程度地影響民生，而其實政府卻長久地兼全方位地影響民生，為什麼人們不聯同抗爭者一起叫政府收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