攝：獨媒記者謝詠芯
作者／胡平
原四通老總、八九民運領袖萬潤南先生在他的回憶錄《商海雲帆》裡寫道：「回顧1989年的那場風暴，感覺學潮就像是一輛沒有剎車、只有油門的越野車，不停有人去猛踩油門，卻沒有剎車功能。這樣的結果，只能是車毀人亡。」
到海外後，我曾經與胡平討論過這個問題。我問：「為什麼學運總是以失敗告終？」
他的回答很哲學：「因為他們不失敗不結束。」
對胡平提出的『見壞就上，見好就收的所謂策略，我認為沒有可操作性。因為實際情況是見「壞」有人上，見「好」非但不收，反而變本加厲、更加蜂擁而上。』
盡人皆知，和平佔中運動面對的不只是港府，而是北京，是中共。現今中共領導人，都是經歷過八九和六四的。假如說他們在有關香港的種種問題上可能持有不同意見，但是在有一點上卻不會有分歧。那就是，面對和平占中這種非常形式的公民抗命運動，決不能妥協。因為他們深信，讓步非但不能換來抗議者收場，反而會變本加厲，招致更多的人蜂擁而上。是的，他們現在壓力很大，但是他們認為，如果他們讓步，壓力只會更大。除非中共決定接受抗議者的全部訴求，否則，他們就不會在任何一條訴求上後退。就算北京打算放棄梁振英，但至少現在不會。這是中共現時的行為邏輯。我們務必要知己知彼。
10月12日，法廣（RFI）記者安德烈采訪另一位被指為八九民運「黑手」的王軍濤時，問到：「在學生和占中的社會人士這一方，有沒有做出妥協的可能性？」王軍濤答：「不可能。也有的人說，學聯如果宣布撤的話，他們也不撤。不撤的話，學聯就邊緣化了。我參加過七六年和八九年兩場運動，基本的情況就是：運動的領導核心更換得非常快。也就是誰能往前衝，誰就能成為運動的領導。如果你不衝，你很快就被邊緣化。在八九年知識分子的情形正是如此。這些學生上街的時候，他們說是讀了知識分子的啟蒙讀物，但一旦知識分子勸阻他們，知識分子就邊緣化了。然後北高聯不同意在廣場絕食，北高聯就邊緣化了，絕食團就成了主流。絕食團中，當多數人想撤的時候，說服不了少數，比如像李錄他們當時堅持要留守在廣場。我不評價這是對還是錯，只是從客觀上來說，其他人就邊緣化了，這些堅守廣場的人就成了核心和主流。我的意思是，在運動中，誰能體現正義感，淋漓盡致地表達運動的那種正義感，誰就成為運動的核心。只是在運動中比較理性的人先後都被邊緣化了。」
這就是我為什麼強調必須建立退場機制。一場公民抗命運動，如果建立不起甚至根本不去建立退場機制，或者認為不應該有乃至不需要有或者不可能有退場機制，那麼，除非一步到位的勝利，否則必敗無疑。
10月9日，港府單方面宣布擱置與學生對話。此舉立即招致更多的民眾和平佔中。這是「見壞就上」，完全正確。我建議，學生方面應提出，一旦港府同意對話，學生方面則宣布撤離（或至少宣布暫時撤離），為對話營造良好氣氛；若港府在對話中缺少誠意，拒絕任何讓步，則不排除在必要時重新佔領。
爭取民主不可能一蹴而就。以當下香港的情勢，港人完全有可能取得成功，但只可能是有限度的成功，港府和北京方面不是沒有做有限度讓步的餘地。但這就要求抗議者們務必能適時地轉換抗爭方式，當硬則硬，當軟則軟；一味的硬只會錯失良機，並使得整個形勢不進反退。不錯，我從一開始就指出，港府和北京很難在香港實行六四式的血腥清場，但這不等於他們不會有其他的辦法－－我都能想出好幾種辦法來。在這件事上，不要把中共想得那麼笨。
六四這25年來，港人年年舉行大規模的紀念活動，要求為六四平反。鑒於香港的特殊性，中共都予以容忍。因為它知道，如果打壓，代價太高。再說，它知道它完全可以採取這樣的態度：抗議不抗議在你，回應不回應在我。有些問題，如23條，它權衡利弊，覺得可以正面回應；有些問題，如六四，它就是置之不理。
這次北京給香港提出的「普選」方案，引起港人強烈不滿。先前，港人以多種正常方式表達了他們的不滿，中共就是不理。迫不得已，港人發起了公民抗命和平占中，以故意違法的非常方式，造成了若干地段交通堵塞等效果。中共發現不理睬不回應不是個辦法，所以不得不應允與佔中者對話。但是，中共又決不會同意在「違法」行動面前就做讓步，因為它不敢開這個先例。以香港的問題之多，六百多萬人的大都會，聚集成千上萬的民眾抗命並非難事；一旦開了先例，不滿的民眾很可能再接再厲，一波又一波，中共要麼只有一退再退，一退到底，要麼就只有不惜代價強行打壓。再說，從公民抗命運動的歷史來看，很少有幾次是立竿見影，當場就使得當局做出相應改進的。大多數公民抗命行動都是在引起強烈關注之後，再轉而採用正常方式才進展的。
因此，結論很簡單，在和平佔中行動已經引起舉世關注，並使得港府方面（港府的背後是北京當局）同意對話的情勢下，抗爭者應該停止，至少是暫時停止這種不得已的違法方式，轉而採取其他正常方式繼續抗爭。
文章獲得作者授權刊登
作者介紹：胡平是資深異議人士，現居美國紐約，89運動的研究者，著有《中國民運反思》一書。現為《北京之春》雜志名譽主編，《中國人權》執行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