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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民宿： 採用原本的傳統結構，可以豁免現代建築條例規管
去年大浪西灣納入郊野公園曾經惹起一些風波，在與村民傾談中，了解到必須為希望留居偏遠地區鄉村的村民創造一些條件，讓他們能夠搞一些配合鄉郊環境的本地經濟，既可解決他們的生計，又可以向遊人提供有意義的服務，兩全其美。
村民多次提到經營民宿的可能性，但是現行法例立例時的對象是市區的多層大廈，因此採取了非常嚴厲的規管，例如有關消防、飲食等標準，這些措施放到偏遠鄉村的村屋，就顯得格格不入和過於嚴厲。
最近政府進行有關《旅館業條例》（第 349 章）的諮詢，意在進一步收緊，如果成事，則民宿更無可能實現，因此我向民政事務署遞交了意見書，希望修改條例或調整行政措施時，要照顧偏遠鄉村經營民宿的時代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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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達：民政事務總署第四科
香港灣仔軒尼詩道 130號修頓中心31樓
電郵地址： [email protected]
發自：香港中文大學地理與資源管理學系
客座教授 林超英 SBS
有關：有關《旅館業條例》（第 349 章）的諮詢
圖：天網。題為編輯所擬。
聽陶傑在光明頂批評民主回歸論，聽不到一半，便聽不下去。不是因為他批評民主回歸論，而是他自言並非本土派和右派，只是用常識（common sense）便可批倒民主回歸論，竟然即時自打咀巴。
原來陶傑常識欠奉，對民主回歸論產生的歷史一竅不通，亂說一番。他在蘋果專欄不點名抽水，批評最近離世的民主回歸論倡議者曾澍基只懂社會科學，不懂中國歷史，殊不知他連香港最簡單的歷史也搞錯，基本事實都不清不楚，順口開河的所謂批評，又有何意義呢？
陶傑說一九八二年戴卓爾夫人在北京會見鄧小平後，在人民大會堂摔一跤，抵港時遭到主張民主回歸的學聯和民主黨的前身港同盟示威抗議，指斥英國堅持三條不平等條約，不得人心。
如今八、九十後的本土派和右膠，當時不是未出世就是乳臭未乾，大捧陶傑之餘，竟沒有人知道當時根本就沒有港同盟，連港同盟的前身民促會也未出現。
八十年代初，香港只有三大論政團體，全都是新成立，分別為滙點、太平山學會和民協。滙點是當時最先表態支持中國收回主權的論政團體，太平山學會和民協雖然是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卻非民主回歸論的始作俑者。
「國家容許泛民生存，已經是一種包容 」。
哦！原來一個人的生存權利，都要「國家」去「容許」，而這個「國家」就叫做「中共」，裡面的人民就像是農場裡的豬，任由農場主人屠宰，特別是不聽話亂叫的豬。
張曉明這一句語重深長的說話，就已經成為了一項有力的證據，解釋了為何中共會否決香港的真普選。期盼一個心態上認為自己掌握了泛民人士的生存權利、泛民人士能夠活著是中共慷慨的獨裁政權，會容許泛民人士擁有參選特首的政治權利？實在是天方夜譚，太陽從西邊升起。
細心一想，持有與中共不同想法的人，能在中共統治下的土地正常地活著，的確是一個奇蹟，難怪張曉明會自然地說出「泛民能夠生存，是國家的包容」的說話。所謂的「國家」，只不過是「中共」這個黨利益集團，而在中共眼中，泛民人士可能就好比國共內戰的年代的國民黨人士，會削弱中共的管治權，所以兩者之間是敵我矛盾，而不是人民內部矛盾，必須消滅之。泛民人士仍能夠生存，全因為香港仍是「香港」，沒有廿三條和《國家安全法》，破爛的「一國兩制」仍算是一把保護傘。
我們是一群中學生，自小被教育成未來的主人翁。
於是我們上課，接受教育，學習成為香港的未來，
可是，香港的未來卻被一小撮人所操控，特首不容人民選擇。
即使中共和周融之流的動作漸大，眼前愈來愈多打壓，
然而幾個人既然起來，我們便有衝出鐵屋的希望。
今天，我們決意在9月26日發動罷課。
罷課，不是走堂偷閒。
我們作為公民，同時作為學生。在中央決意推行假普選的情況下，罷課是逼不得已的手段，我們雖然不回校上課。但我們會以嚴肅的心情參與集會，集會的環境甚至不如課室舒適，但我們將堅持下去。用汗水表達我們寸步不讓的決心。
我們罷課，是為了未來。
罷課，不是放棄學習。
我們堅持「罷課不罷學」，在課室外有一些更值得我們去學的東西，包括黑白與對錯，也包括作為人最基本的良知。我們在課本中所學會的公民參與，是時候學以致用，也許今次不學，這一輩子也沒有機會學。我們將背起書包上這一堂公民教育課。
我們罷課，是為了未來。
罷課，不是肆意玩樂。
我們有的未成年，有的剛成年。但我們都不願變成像現今的政府官員一般的成年人。我們不是一群玩世不恭的青少年，我們只期望未來不用任由中共玩弄。我們原本也許能對未來充滿希望，但政府卻讓我們一再失望。玩樂可留待日後，堅持只有現在。
我們罷課，是為了未來。
罷課，不是犯罪。
人大落匣， 特區的真普選肯定不能再用以往的爭取方法繼續糾纏下去，立法會內已再沒有「溫和」泛民的空間，民主黨也很清楚必須「堅硬」起來，避免一五、一六年的選舉有滅黨之危。其他泛民議員也不得不「長毛」上身，悉數「激進」起來。因為大家都已再無幻想，不放棄以往的和稀泥策略必然死路一條，紛紛在現階段表態將會否決爛方案和杯葛第二輪政改諮詢，是必不得已的政治決定。
今天，我們都知道這一場是關鍵一仗;我們都明白，讓共產黨繼續無法無天步步進逼、容忍張曉明之流大言不慚說「你們能活著，顯示國家的文明和包容」，特區只會很快淪陷為共產黨全權掌控的「奴才」城市， 特區市民只可以被逼接受中共式的「文明」、跪求黨的包容。所以，我們都必須破釜沈舟背水一戰，戰雖未必勝，但不戰必敗。
年輕的學生站出來了！學聯的大專同學將展開罷課抗爭，因為他們知道「繼續埋首課堂自樂於校園而漠視社會危機，絕對是妄顧社會的盼望，亦背棄香港公民社會責任」， 所以他們「必須暫且離開課堂，投入社會運動，逆轉香港厄運」；學民思潮也配合學聯的罷課時間，發起中學生罷課行動，宣傳罷課不罷學，呼籲學生走出校園響應。
讀《詩經》可以學很多修辭格，而且比坊間林林種種的修辭學書管用、有趣多了，例如比喻。拿陳望道的《修辭學發凡》為例，他就這樣解釋比喻：「思想的對象同另外的事物有了類似點，文章上就用那另外的食物來比擬這思想對象的，名叫譬喻。……這格的成立，實際上共有思想的對象、譬喻和譬喻詞語等三個部分。」陳望道對比喻的定義，連同他對類型的劃分（即明喻、隱喻和借喻），論述嚴密分明，如今已成學術界常用的教材。不過，如此學修辭，閉門考試可以；寫詩填詞則未免緣木求魚。作家運用修辭，根據的是自己心中藝術創作的需求，而每次創作根本沒有什麽規則可循。什麽時候用明喻，什麽時候用隱喻，修辭課不會教，也教不到。當然，我不是說修辭學沒用。它有用，但不在寫作時有用。那一刻，需要的，是作家對題材和文字有過人的敏感。這一點，如果真是要從修辭入手，還是要大量閲讀前人作品，培養自己對修辭的感覺。
講比喻，《詩經》就有好多。粗略來説，大致有兩種，一是通篇皆比，例如〈魏風．碩鼠〉，首章是這樣：「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逝將去女，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全詩三章，均是反覆描述貪得無厭、不知回報的碩鼠，以此比喻貪得無厭的統治者。比喻從開首一直貫穿到篇末，令詩作富有寓言的味道。這種用法，新詩一樣有，也帶點迷離夢幻的感覺。例如羅樂敏的〈會有一束光〉，那一束光就是從頭到尾出現三次之多：
（獨媒特約報導）環諮會將於下周一（9月15日）決定是否通過機場第三條跑道環評報告，一旦通過工程可隨時上馬。本月初環諮會委員突然「轉軚」支持通過報告，香港地球之友、香港海豚保育學會、長春社以及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今天（9月12日）舉行聯合記者會，批評機管局臨時提出的緩解措施不能減輕興建三跑對環境的影響，要求環諮會否決「爛橙」環評報告。
香港海豚保育學會會長洪家耀指出，機管局於最後一節環評小組會議上提交、令委員「轉軚」的補充資料，並不包括在原來的環評報告中，補償措施沒有對證下藥，而且並不一定會實施，因為機管局已在資料中說明如在調查後發現成效不大，措施不會實行。
機管局未回應環團質疑
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助理環境保護經理（海洋）李美華指，機管局新提交資料中沒有一項措施有助解決問題，只是「吸引眼球」，不斷吹噓投放人工魚礁及放魚苗等不被世界權威學者支持的方案，轉移大眾及委員的視線。
城規會在九月十二日（今日）否決議寶雲道17號綠化地帶興建一條私人通路連接大宅及寶雲道的申請（規劃申請編號A/H12/28）。本會透過網上聯署及在寶雲道設街站，合共收集超過3,250個簽名反對。運輸署、規劃署等多個政府部門亦不支持項目。本會對城規會決定表示歡迎，期望政府加強對香港行山徑的保護，保障行人權利。
公眾一面倒反對
寶雲道17號業主擬佔用1,700平方米綠化地帶的政府土地建車路，接駁寶雲道，建路需砍伐108棵樹木，破壞景觀及斜坡安全，亦令熱門行山徑及步行徑寶雲道受嚴重影響。
本會早前透過網上聯署及在寶雲道設街站，合共收集到超過3,250個簽名，反對寶雲道17號建車路，破壞香港著名的健身徑。公眾諮詢期間，城規會僅收到一位市民支持計劃。
運輸署：行人優先使用寶雲道
根據都會規劃小組委員會會議討論文件，運輸署指寶雲道是香港其中一條受歡迎的步行徑，而且行人現時是優先使用寶雲道。署方認為，發展計劃未清楚解釋日後行人及車輛將如何共處，及質疑建路期間對寶雲道行人構成阻礙。（見城規會討論文件（下稱文件），段落9.1.3）
（獨媒特約報導）選管會剛完成2015年區議會選舉劃界的諮詢，獨媒早前報導選管會建議將油尖旺區議會泛民主派議員現任選區「京士柏」一拆四疑是「政治考慮」，阻泛民議員連任。其實相關案例在2007年已經發生，深水埗的「南昌東」選區被一拆四，令在03年大勝對手的民協梁儷無法連任。兩屆之後選管會竟又建議在2015年重設當年被分拆的「南昌東」選區。梁儷近年因身體欠佳已肯定無法再次參選，復設的「南昌東」很大機會落入建制派手中。
石峽尾邨重建為理據一拆四
2003年區議會選舉，民協梁儷在「南昌東」大勝對手。到了2007年石峽尾邨開始清拆重建，選管會便建議取消「南昌東」選區，被鄰近四個選區瓜分，民協兼當時深水埗副主席梁儷被迫轉區至「南昌北」空降出選，不敵民建聯的鄭泳舜。
文：黃健偉
我跟夫人說，佔中可能於十月初舉行，我想推遲我們的行程。她立刻回答：「預左！」那刻，我即時想哭出來！那是控訴，亦是支持。我說了一句其實並不準確的說話（因為我知道她不是只有控訴）：「對不起！」然後她說：「我沒有所謂，我只是想你放一下假。」你能不哭嗎？能有她這一種愛，怎不哭！
在所有抗爭運動中，「兒女私情」和「國家大事」往往都會因為劇情的需要，而被放在一起。時代的英雄，總會為國家大事拋頭臚、灑熱血。多麼的悲壯。從小到大，我看到這些劇情場面，我都十分抗拒。重要關頭，兒女私情就被放棄，兄弟／戰友之愛怎不及情人之愛。
直到現在，如果真的要我在兒女私情和國家大事之間選擇，我仍然會義無反顧地選擇兒女私情。那是因為我從來不認為，愛一個國家／地方比愛一個人更重要。如果不能徹底地愛一個人，那種愛一個國家／地方的愛，顯得有點不實在；我既是在徹底地愛一個人的過程中，學習去愛一個地方，也是用愛我夫人的方式去愛這片土地。在普遍的意義上看，我不認為愛一個人和愛一個國家／地方是互相排斥的，如果我能為這片土地付出代價，那你就要明白，我是以有過之而無不及的心情，願意為了愛人付出。倘著有天它們是相互排斥，那只是生活上的各種人和事的制限所致。在兩種的愛中，其實都能找到對方的踪影，兩者的基礎都在於一種義無反顧的陪伴、守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