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黃健偉
我跟夫人說，佔中可能於十月初舉行，我想推遲我們的行程。她立刻回答：「預左！」那刻，我即時想哭出來！那是控訴，亦是支持。我說了一句其實並不準確的說話（因為我知道她不是只有控訴）：「對不起！」然後她說：「我沒有所謂，我只是想你放一下假。」你能不哭嗎？能有她這一種愛，怎不哭！
在所有抗爭運動中，「兒女私情」和「國家大事」往往都會因為劇情的需要，而被放在一起。時代的英雄，總會為國家大事拋頭臚、灑熱血。多麼的悲壯。從小到大，我看到這些劇情場面，我都十分抗拒。重要關頭，兒女私情就被放棄，兄弟／戰友之愛怎不及情人之愛。
直到現在，如果真的要我在兒女私情和國家大事之間選擇，我仍然會義無反顧地選擇兒女私情。那是因為我從來不認為，愛一個國家／地方比愛一個人更重要。如果不能徹底地愛一個人，那種愛一個國家／地方的愛，顯得有點不實在；我既是在徹底地愛一個人的過程中，學習去愛一個地方，也是用愛我夫人的方式去愛這片土地。在普遍的意義上看，我不認為愛一個人和愛一個國家／地方是互相排斥的，如果我能為這片土地付出代價，那你就要明白，我是以有過之而無不及的心情，願意為了愛人付出。倘著有天它們是相互排斥，那只是生活上的各種人和事的制限所致。在兩種的愛中，其實都能找到對方的踪影，兩者的基礎都在於一種義無反顧的陪伴、守護。
當然，從在一種日常的意義角度而言，所謂的國家是一個根本不值得愛的東西，特別是在某一種集體或大局意識中，它隨時可以變成麻木不仁，例如，當「愛國」一詞的使用成為一種霸權，使你失去自主自由，那這「國」無論如何也不可能取代我的愛人。因為，這「國」不會跟你說：「我沒有所謂，我只是想你放一下假。」
雖然是進入了抗爭年代，我覺得我現在的參與，並不是我所認知的那種國家大事；恰恰相反，我可能是在參與一種對抗國家大事的事業。用某種說法，國家大事這個詞，盛載了某一種父權的歷史內容，就是那種父權內容，我不可能選擇那國家大事。不過，如果解放軍都已經要開入城，應該如何去愛一個人？這是一個多難的課題。黑暗時代，怎能不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