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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次大賽過後，均有不少球星宣佈退出國家隊，希望專注球會的比賽或者是把時間放到其他的地方如家庭。這對於球員延續自己的職業生涯相當有效，例如當年史高斯以及舒利亞均在30歲左右便宣佈退出國家隊，而他們分別征戰至38及36歲，相當成功。今年的世界杯也不例外，各國球星退出的新聞此起彼落，謝拉特、林柏特、拿姆、梅迪薩卡、沙維、沙比阿朗素等，其中較特別的例子應數法國球星列貝利。
列貝利因受傷的關係，最終從法國國家隊大軍中退下來，而在世界杯完結後的一個月，8月中的時候他對外宣佈從此退出法國國家隊，希望把更多時間放在拜仁慕尼黑及自己的家庭。他的例子確實比較特別，因為其他球員都是戰畢世界杯，可以說並沒有帶著遺憾離開國家隊，可是列貝利卻是因背傷未能參與世界杯，卻仍決定退出，變相他在13年11月世界杯外圍賽附加賽次回合對陣烏克蘭的比賽成為他在國家隊的絕唱。
他這個決定相信會令不少人感到驚訝，可是細心一想，這個決定也相當合情合理。但是，明顯有人不接受他這個決定，也許在內心裡更暗罵他背棄國家，說的是歐洲足協主席，前法國國家隊傳奇柏天尼。
原圖見此，作者為Maia C，根據CC BY-NC-ND 2.0轉載。
因為本人好事，無論公事還是私事都害到一身債。其中一樣就是翻看城市規劃委員會（下稱城規會）的會議紀錄，就是要找出城規會的痛處。對，就是一個立壞心腸的研究，試問有哪個人做研究沒有assumption （對不起論文老師，給我低grade是正常）？其實紀錄全部都只有雞腸，因為實在無法逐個錄音聽，所以就該份紀錄看。但人做「壞事」特別的醒神，平常對這些阿婆紮腳布完全沒有興趣，直接輸入關鍵字搜搜就算，現在卻一字一句的看。小妹工作兩年，鮮見委員們如此質疑一個在農地上的丁屋申請，為此紀錄一下。
對檀園高等學校高中二年級學生而言，2014年4月16日本來是值得感到輕鬆的一天，他們一行300多名學生，一同前往濟州島進行畢業旅行。可是，因為船公司、船長與船員的誤判，造成了船隻意外，數百名的學生生命也因為此而含冤而葬身於大海之中。
意外後，韓國舉國也彌漫著一股悲情的氣場，不論是死難者的家人，抑或是看著電視直播畫面的國民，無一不是在沉沒在淚水之中。但是，即時的傷痛總會過去，隨之而來卻是理性地希望可以還他們死去的兒女的一個公道，至少需要向每一位死難者家屬給予一個交代，當中包括意外的原因、誰要為意外負責，還有是如何讓他們的國家從意外中汲取教訓，制定新的法規，避免同類型意外再次發生。
簽名、集會、上街、申訴，家屬們試盡所有的可行方法，要向朴槿惠政府直接提出要求，為防止再有類似的事故發生，民眾與罹難學生家長一同推動制訂《世越號特別法案》，在特別法案中要求保障調查權與起訴權的獨立與自由，並加強取得檔案與相關報告提交審議之效率。
可是，從5月以來，韓國國會中的朝野兩派都只是陷於膠著的拉鋸戰，執政黨新世界黨一直不願意讓家屬直接參與制定特別法，反對派的新政治民主聯盟以家屬不會接受為由，多次拒絕執政黨推出的法規建議。兩黨之間的談判沒有進展，政府當局也不願意與市民直接對話解釋，死難者的家人已焦急得如熱鍋上的螞蟻，無助也有冤無路訴。
原圖：評台
這幾天，香港各界為應否容許中學生響應大專學生9.22罷課的號召，參與罷課，鬧得熱哄哄。「反佔中大聯盟」的舉報熱線，更令人嘩然！驚嘆建制派為反對港人爭取民主，而無所不用其極，大刺刺和恬不知恥地，把早遭國人唾棄的文革時代嚴重扭曲人性的鬥爭手法，粗暴地移植到香港的學校，這種不計後果的殘害下一代的手法，讓港人清楚看到那些口口聲聲說「愛國愛港」的人，實質是真正的「反中亂港」份子。
另一邊廂，幾個教會辦學團體就中學生罷課先後表態，表示尊重學生的自由，不會干預，讓學生及家長自行決定。今天，已沉寂一段時間的聖公會教省秘書長管浩鳴牧師，又再度公開發言說，聖公會學校不接受學生罷課，若學生未得到學校同意罷課，會視為曠課。
管牧師每次公開發言都極富爭議性，首先，他的言論大都與建制派反民主的路線不謀而合。其次，他每次都儼然代表整個教省發言，予人印像他所講就是香港聖公會的正式立場。我大膽在此向管牧師討教，香港教省在什麼時候通過議案，通過他上述所講的話？若然教省沒有通過這樣的議案，請他馬上澄清，並收回那番話！
暑假來到，辦公室十個有九個去台灣度假。台灣是澳門人理想的度假地，近年越發熱門。那大蔥我也來一探究竟吧！
先到臺北，大都市並不很感興趣，但對幾點印象深刻。一是對單車的友好，單車可以進入地鐵，單車徑也隨處可見；二來是城市公共建設對帶小孩的父母，特別是哺乳媽媽的照顧：有專門為大人小孩一起使用的洗手間，“哺集乳室”更是在每個車站丶商場出現；路人友善，服務熱情，我們一家三口在火車站研究地圖，已有學生妹主動過來詢問幫忙了；除了過份依賴一次性塑膠杯，臺北算是相當文明的都市。
不過此行的主要目的地是蘭嶼。蘭嶼離開台灣島兩個半小時的船程，是太平洋中屬於菲律賓板塊的一個島嶼，那山那海，壯麗無比，任何言語都有些單薄。就讓我選一些細節講一講。
深圳福田法院周四（9月4日）開庭審理了該市一名男子狀告兩家互聯網公司在中國屏蔽Google的訴訟案。26歲的汪龍自稱是獨立記者、民間法律工作者。他表示，從5月開始通過中國聯通的網絡無法訪問Google、Gmail等網站，隨後將中國聯通深圳分公司和中國聯通告上法庭。深圳福田法院接受了這項被稱為「封鎖Google全球第一案」的訴訟。汪龍稱，被告代理律師在法庭上承認他們在律師事務所內使用電信的寬帶也無法登陸Google，隨後審判員作出結論：Google封鎖與聯通無關。法庭審理完後沒有當庭宣判。
在評論這個事情之前，需要列舉更多事實：中國大陸對Google的封鎖完全是情緒化的，時松時緊，而且在PC及手機終端上，Google的封鎖程度不同。蘋果手機用戶大部分時間可以接收GMAIL郵件。但整體上看，這種情緒化的封鎖已經動搖了中國普通用戶對Google的忠誠度。
中國政府設置的網絡防火牆，將大陸網絡分成牆內與牆外兩個世界，掌握翻牆技術的網友可以來去自如，自由轉換。但VPN等翻牆工具時常受到干擾，這讓翻牆也變得困難，成為具有一定的門檻網絡應用。但是，掌握翻牆的人越來越多，這是不可阻止的。
圖：（左起）Endy、阿富、溢皓
（獨媒特約報導）立法會議員張超雄昨日（9月11日）聯同約10名殘疾人士及照顧者，到中環擺街站，派發黃絲帶及單張，呼籲市民關注政改、爭取民主，批評過去三屆政府失信和短視，漠視弱勢社群的訴求。張超雄指「政治就是為了民生」，政制應該反映市民需要，沒有民主，弱勢的聲音不受重視，「如果沒有一個向市民問責的政府，根本我們就沒辦法影響政府。」
小圈子政府退步走數
殘疾人士在社會上從來是弱勢，但談數字卻佔香港人口5-6%，連同家屬約共100萬人受相關政策影響。張超雄稱回歸以來，三屆政府對殘疾人士的支援方案「進步少，退步多」，體恤安置宿舍最長要等15年，有些人更要入住劏房。
梁振英上台前曾保證會「拿摺櫈落區」聆聽市民訴求，也親身參加「殘疾人士監察特首施政大聯盟」所舉行的論壇，保證會考慮殘疾人士就職配額、對聘請殘疾人士的中小企減稅、推行融合教育等，可是一切在他上台後都不見踪影。張說：「約了梁振英兩年，他連開會也不願意。」
一個城市的死亡，從來都是因為大眾的冷漠。一個時代的離去，從來都是因為大眾的捨棄。而逆轉一地命運，從來都只能靠當地人絕地抗命。今天，看著香港我城被中方暴政壓碎，72萬個熱熾靈魂被一巴掌摑，繁榮與未來在中國政府與大財閥的貪慾下分崩離析，請問這是否就是香港的明天，我們未來將相伴數十年的家園？命運危機逼在眉睫，每一個香港人會否都撫心自問：除了我們自己，誰可否決我們這一代人的命運與未來？為什麼北京的一百七十個欽點的人大代表可以代為決定香港人的命運？得票只得689的僭建特首梁振英嗎？為什麼不是我們七百萬人香港人公決我們的前程？公義民主的政制若被否定，將如同宣告香港人未來三十年必須繼續活在中國政府與大財團的殖民與玩弄下。
學生今天領頭罷課，展開不合作運動的第一波，就是要敲醒社會，我城的喪命鐘經已鳴奏！作為大專學生，繼續埋首課堂自樂於校園而漠視社會危機，絕對是妄顧社會的盼望，亦背棄香港公民社會責任。故此，學生亦必須暫且離開課堂，投入社會運動，逆轉香港厄運。罷課，就是拒絕冷眼旁觀；罷課，就是施壓反擊的第一步；罷課，就是重新凝聚群眾的啟點；罷課，就是推動港人反思自身命運的開始；罷課，就是年青一代對上一代人群起抗爭的呼喚，我們絕不認命，只因為我們誓要重奪未來，自主命運！
人大不代表我 誓拒行政暴力
有長期在外國生活的朋友問，為甚麼香港人花了三十年爭取民主，結果仍然是如此不濟？我說原罪可能是從英治年代殖民地政府不需要亦不想培育政治人才，至中共獨裁政權在回歸前後亦不願見到香港有真民主，怕香港向全國示範民主制度有關，但香港人普遍的窩囊犬儒才是主因。
安逸中產，無民主追求
香港人過去二、三十年普遍生活得太安逸太舒服，尤其是中產，大量財富從投資房地產及財資市塲而來，不需要創新及苦心經營實業就能坐擁可觀財富。有錢了舒服慣了意志亦相對薄弱了，對政治沒興趣，認為自由法治公義廉潔是如空氣一樣理所當然地存在，不明白民主對自身生活有何意義亦因此追求不熾熱甚至無所求。而帶領爭取民主的政團由八十年代開始大都是由知識分子及中產議員組成，做法斯文，亦幼稚地相信中共會信守誠諾，讓香港真的能民主回歸。這情況到回歸後初期仍然無改變，直至近年較「激進」之政團冒起才有些轉變，但這些政團仍然未能成主流，而且某些做法及動機令人生疑。
只講不做，犬儒心態
911的傷痕已經經歷了近十個春秋，但在美國人心目中，直至拉登在巴基斯坦遭美軍革斃，大讎得報之前，時間似乎不能使它癒合。去年在曼克頓距離世貿遺址的兩個街口，因為一個清真寺的建造而引發了由總統至地方政客、由穆斯林觸到非穆斯林、由紐約蔓延至全國性的掀然大波。這不禁令人驚訝911對美國人的衝擊，也令人重新追溯一下這件悲劇背後的業。
幾千條人命在兩座大樓倒塌時幾千條人命的喪生的911對美國人有着永不磨滅的傷口，然而在地球的另一端智利，他們也有一個911，而那911對他們的傷痕，也有着特別不能磨滅的意義。
智利於六十年代是一個有着長期穩定的民主政制的國家，在1970年的總統大選，領導社會黨的馬克思主義者阿連德以改革者的姿態勝出，擔任智利的第29任總統。阿連德初上任就大刀闊斧的將大型企業國有化，當中包括了美國企業擁有的銅礦及電話業，成功使智利的經濟短期地快速增長及通脹放緩，但這一系列改革，使在北半球的美國大哥寢食難安。美國自總統門羅開始一直視拉丁美洲為自己的後花園，阿連德的社會主義改革令美國的利益大大受損之餘，其與古巴的卡斯特羅、在蘇聯的勃列日涅夫意識形態上的親近亦令美國擔心智利會成為跟古巴一樣的反美勢力的培植地。於是總統尼克遜及國務卿基辛格積極破壞智利經濟，包括經濟制裁，與此同時中情局也重金資助反政府的媒體、政黨、軍方，以令智利政局不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