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天,雜誌《經濟學人》刊登了一篇很有趣的文章,解讀了為何那麼多韓國的姓氏,不是姓「金」,就是姓「李」。
曾言,如果在首爾的南山拋下一塊石頭,被擲中的人多是姓「金」或「李」。在韓國5000萬人口中,佔5分1 的韓國人都是姓「金」。另外,除了韓國現任總統朴槿惠與著名歌手PSY (原名朴載相) 外,「朴」也是韓國一大主流姓氏,大概10分1 人的是姓「朴」,而「金」、「李」與「朴」則是韓國的三大姓氏,佔韓國人口的一半以上。與中國人擁有大大小小不下100多個姓氏,為何韓國人的姓氏多是集中在上述的數個選擇之中?
原來這與韓國的傳統封建社會制度有關。一直以來,韓國人名字都不會配上姓氏,直至約17-18世紀朝鮮王朝晚期才開始有人採用姓氏,並慢慢普及化。早期的韓國社會,但都只局限於皇室與貴族階層 (古代韓國稱為「兩班」) 方能享有的特權,因而擁有姓氏是身份的一種象徵。後來到了高麗時代,正當韓國新一批士紳階級的冒起,太祖王健為吸納他們,建放寬擁有姓氏的權利,賜予一批貴族成員與朝廷大臣,讓他們擁有自己的姓氏。
另外,他自己也把姓氏改寫,因為本來根據他的父親「龍建」之名,他理應姓「龍」,但他後來自稱是中國唐朝唐肅宗的後人,並跟他的舅父之姓氏改為「王」。所以,在400多年的高麗歷史中,王姓是受尊崇的姓氏,有著非一般的特權待遇。
這次蘇格蘭獨立公投,民調一時顯示獨派領先,一時又相反,總之目前勝負難分。
和平分手,如何?
如果這次蘇格蘭獨立公投勝利,那就是西歐大國裏面部分地區/民族與其餘地區/民族和平分手的又一個重要例子。之前最有名例子是一九○五年挪威從瑞典分離,當時瑞典沒有動武阻止,反而表示尊重挪威全民公決獨立。挪威獨立之後,兩國始終保持友好合作關係,包括兩國的工人運動。
不過,如果獨立公投失敗,那麼就是重複加拿大魁北克的經驗了。魁北克黨在一九七六年贏得當地選舉並執政,自此先後舉行了兩次公投獨立,但都不過半數,折翼而返,從此無復當年氣勢。
中國歷史好講「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只是每次都以超級暴力開始,又以超級暴力結束。但這次蘇格蘭獨立公投,不論是哪種結果,後續大概都不會有戰爭這個選項。事實上,這次公投本身就是民主生活的表現。自從二○一二年蘇格蘭議會取得英國政府同意舉行公投,三年以來,蘇格蘭上上下下都進行着認真而熱烈的討論,愈到最近尤其熱烈。今年六月,《衛報》有一文報道基層人民的討論熱潮。
我一位朋友月前才從蘇格蘭回來。她在反核聯盟的臉書上報道:「這個熱烈討論的氣氛已經持續了三年,即使只有百多人的小鎮也會開多次的討論會。」
為何卡梅倫會賭一鋪?
日本的民宿: 採用原本的傳統結構,可以豁免現代建築條例規管
去年大浪西灣納入郊野公園曾經惹起一些風波,在與村民傾談中,了解到必須為希望留居偏遠地區鄉村的村民創造一些條件,讓他們能夠搞一些配合鄉郊環境的本地經濟,既可解決他們的生計,又可以向遊人提供有意義的服務,兩全其美。
村民多次提到經營民宿的可能性,但是現行法例立例時的對象是市區的多層大廈,因此採取了非常嚴厲的規管,例如有關消防、飲食等標準,這些措施放到偏遠鄉村的村屋,就顯得格格不入和過於嚴厲。
最近政府進行有關《旅館業條例》(第 349 章)的諮詢,意在進一步收緊,如果成事,則民宿更無可能實現,因此我向民政事務署遞交了意見書,希望修改條例或調整行政措施時,要照顧偏遠鄉村經營民宿的時代需要。
* * * * * * *
送達:民政事務總署第四科
香港灣仔軒尼詩道 130號修頓中心31樓
電郵地址: [email protected]
發自:香港中文大學地理與資源管理學系
客座教授 林超英 SBS
有關:有關《旅館業條例》(第 349 章)的諮詢
圖:天網。題為編輯所擬。
聽陶傑在光明頂批評民主回歸論,聽不到一半,便聽不下去。不是因為他批評民主回歸論,而是他自言並非本土派和右派,只是用常識(common sense)便可批倒民主回歸論,竟然即時自打咀巴。
原來陶傑常識欠奉,對民主回歸論產生的歷史一竅不通,亂說一番。他在蘋果專欄不點名抽水,批評最近離世的民主回歸論倡議者曾澍基只懂社會科學,不懂中國歷史,殊不知他連香港最簡單的歷史也搞錯,基本事實都不清不楚,順口開河的所謂批評,又有何意義呢?
陶傑說一九八二年戴卓爾夫人在北京會見鄧小平後,在人民大會堂摔一跤,抵港時遭到主張民主回歸的學聯和民主黨的前身港同盟示威抗議,指斥英國堅持三條不平等條約,不得人心。
如今八、九十後的本土派和右膠,當時不是未出世就是乳臭未乾,大捧陶傑之餘,竟沒有人知道當時根本就沒有港同盟,連港同盟的前身民促會也未出現。
八十年代初,香港只有三大論政團體,全都是新成立,分別為滙點、太平山學會和民協。滙點是當時最先表態支持中國收回主權的論政團體,太平山學會和民協雖然是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卻非民主回歸論的始作俑者。
「國家容許泛民生存,已經是一種包容 」。
哦!原來一個人的生存權利,都要「國家」去「容許」,而這個「國家」就叫做「中共」,裡面的人民就像是農場裡的豬,任由農場主人屠宰,特別是不聽話亂叫的豬。
張曉明這一句語重深長的說話,就已經成為了一項有力的證據,解釋了為何中共會否決香港的真普選。期盼一個心態上認為自己掌握了泛民人士的生存權利、泛民人士能夠活著是中共慷慨的獨裁政權,會容許泛民人士擁有參選特首的政治權利?實在是天方夜譚,太陽從西邊升起。
細心一想,持有與中共不同想法的人,能在中共統治下的土地正常地活著,的確是一個奇蹟,難怪張曉明會自然地說出「泛民能夠生存,是國家的包容」的說話。所謂的「國家」,只不過是「中共」這個黨利益集團,而在中共眼中,泛民人士可能就好比國共內戰的年代的國民黨人士,會削弱中共的管治權,所以兩者之間是敵我矛盾,而不是人民內部矛盾,必須消滅之。泛民人士仍能夠生存,全因為香港仍是「香港」,沒有廿三條和《國家安全法》,破爛的「一國兩制」仍算是一把保護傘。
我們是一群中學生,自小被教育成未來的主人翁。
於是我們上課,接受教育,學習成為香港的未來,
可是,香港的未來卻被一小撮人所操控,特首不容人民選擇。
即使中共和周融之流的動作漸大,眼前愈來愈多打壓,
然而幾個人既然起來,我們便有衝出鐵屋的希望。
今天,我們決意在9月26日發動罷課。
罷課,不是走堂偷閒。
我們作為公民,同時作為學生。在中央決意推行假普選的情況下,罷課是逼不得已的手段,我們雖然不回校上課。但我們會以嚴肅的心情參與集會,集會的環境甚至不如課室舒適,但我們將堅持下去。用汗水表達我們寸步不讓的決心。
我們罷課,是為了未來。
罷課,不是放棄學習。
我們堅持「罷課不罷學」,在課室外有一些更值得我們去學的東西,包括黑白與對錯,也包括作為人最基本的良知。我們在課本中所學會的公民參與,是時候學以致用,也許今次不學,這一輩子也沒有機會學。我們將背起書包上這一堂公民教育課。
我們罷課,是為了未來。
罷課,不是肆意玩樂。
我們有的未成年,有的剛成年。但我們都不願變成像現今的政府官員一般的成年人。我們不是一群玩世不恭的青少年,我們只期望未來不用任由中共玩弄。我們原本也許能對未來充滿希望,但政府卻讓我們一再失望。玩樂可留待日後,堅持只有現在。
我們罷課,是為了未來。
罷課,不是犯罪。
人大落匣, 特區的真普選肯定不能再用以往的爭取方法繼續糾纏下去,立法會內已再沒有「溫和」泛民的空間,民主黨也很清楚必須「堅硬」起來,避免一五、一六年的選舉有滅黨之危。其他泛民議員也不得不「長毛」上身,悉數「激進」起來。因為大家都已再無幻想,不放棄以往的和稀泥策略必然死路一條,紛紛在現階段表態將會否決爛方案和杯葛第二輪政改諮詢,是必不得已的政治決定。
今天,我們都知道這一場是關鍵一仗;我們都明白,讓共產黨繼續無法無天步步進逼、容忍張曉明之流大言不慚說「你們能活著,顯示國家的文明和包容」,特區只會很快淪陷為共產黨全權掌控的「奴才」城市, 特區市民只可以被逼接受中共式的「文明」、跪求黨的包容。所以,我們都必須破釜沈舟背水一戰,戰雖未必勝,但不戰必敗。
年輕的學生站出來了!學聯的大專同學將展開罷課抗爭,因為他們知道「繼續埋首課堂自樂於校園而漠視社會危機,絕對是妄顧社會的盼望,亦背棄香港公民社會責任」, 所以他們「必須暫且離開課堂,投入社會運動,逆轉香港厄運」;學民思潮也配合學聯的罷課時間,發起中學生罷課行動,宣傳罷課不罷學,呼籲學生走出校園響應。
讀《詩經》可以學很多修辭格,而且比坊間林林種種的修辭學書管用、有趣多了,例如比喻。拿陳望道的《修辭學發凡》為例,他就這樣解釋比喻:「思想的對象同另外的事物有了類似點,文章上就用那另外的食物來比擬這思想對象的,名叫譬喻。……這格的成立,實際上共有思想的對象、譬喻和譬喻詞語等三個部分。」陳望道對比喻的定義,連同他對類型的劃分(即明喻、隱喻和借喻),論述嚴密分明,如今已成學術界常用的教材。不過,如此學修辭,閉門考試可以;寫詩填詞則未免緣木求魚。作家運用修辭,根據的是自己心中藝術創作的需求,而每次創作根本沒有什麽規則可循。什麽時候用明喻,什麽時候用隱喻,修辭課不會教,也教不到。當然,我不是說修辭學沒用。它有用,但不在寫作時有用。那一刻,需要的,是作家對題材和文字有過人的敏感。這一點,如果真是要從修辭入手,還是要大量閲讀前人作品,培養自己對修辭的感覺。
講比喻,《詩經》就有好多。粗略來説,大致有兩種,一是通篇皆比,例如〈魏風.碩鼠〉,首章是這樣:「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逝將去女,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全詩三章,均是反覆描述貪得無厭、不知回報的碩鼠,以此比喻貪得無厭的統治者。比喻從開首一直貫穿到篇末,令詩作富有寓言的味道。這種用法,新詩一樣有,也帶點迷離夢幻的感覺。例如羅樂敏的〈會有一束光〉,那一束光就是從頭到尾出現三次之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