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即捐款
刊於《字花》第51期
二零一四年七月一日，我拖著三歲女兒可靜，參與了民間人權陣線舉辦的爭普選大遊行。說起來，那是很平常的一天，因為我在這條路上已不知走過多少回。如有什麼不一樣，那是因為這次有可靜相伴。可靜並不知道什麼是遊行，我也無意給她什麼政治啟蒙。我只是想和她一起走一次這段路。
考慮到可靜年紀小，我決定不入維園，改從中間的灣仔起步。從地鐵站一出來，我們就見到朱耀明、戴耀廷和陳健民三位。他們站在軒尼詩道臨時搭起的一個台上，一字排開，拿著麥克風，汗流浹背的，大聲呼籲大家捐款支持「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我上前和陳健民握手問好。可靜在耳邊問我，這叔叔是誰啊，我說是爸爸的朋友。可靜又問，他們為什麼在唱歌？她聽到有人在唱《問誰未發聲》。我一時不知如何回答，遂問，你喜歡嗎？她點頭。我說，喜歡便好。我們遂在歌聲中起行。
我們走得很慢。大街上滿是人，平靜而有秩，向著同一方向，默默前行，連口號也不多見。我們都知道為什麼而來，清楚普選這事重要，也深明路極艱難，但卻非站出來不可，因為事關我城未來。空氣中，遂有一份坦然的堅定。
這個九月，算是港足的好日子，先是本地勁旅傑志在亞洲足協杯四強首回合以一比一打和來自伊拉克的勁旅，取得重要的作客入球；再者於仁川舉行的亞運，香港亞運足球代表隊在首兩戰中，取得一勝一和佳績，極大機會繼二零一零年廣州亞運後，再度晉身十六強。
有幸曾為香港足球代表隊與及傑志足球隊創作打氣歌與會歌，就趁機分享一下當中的創作小故事吧！
還記得幾年之前得到一個機遇，知悉有機會為傑志足球隊創作一首會歌，隨後便急急找來兩位拍檔商討有關事宜，參考過去本地和外地有關足球的歌曲，我們試從多個入手點去研究，幸好最後都能找出方向，創作出《We Are Kitchee！》這首屬於傑志足球隊的會歌。
畢竟都是廣告人出身，在商討與創作的過程中，我們考慮的事情特別多，當中歌曲易上口程度是重要一環。說到底《We Are Kitchee！》都算是一首宣傳傑志足球隊的歌曲，而且會在球場上播放，因此我強烈要求我的作曲拍檔務必創作一首旋律簡單易記的歌曲，好讓球迷在球場上聽過一次後，便能留下深刻印象，易於大合唱。
當完成作曲部份後，我和我的作詞拍檔便埋首於歌詞部份，這部份的過程較為複雜；我們試以球會文化、會歌使用層面等多方面作考慮，最後定出了最終方向。
愛沙尼亞（Estonia）這個波羅的海小國家，1944年被蘇聯入侵和佔領統治，1991年才獨立。獨立成功的一個重要因素，是當年蘇聯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1985年戈巴喬夫（Gorbachev）在蘇聯、東歐及波羅的海三國推行經濟改革 （Perestroika）及社會改革 （Glasnost），希望能創造較開放自由和寬鬆的社會環境。在這有利的大氣候下，愛沙尼亞人把握時勢，採有效的抗爭策略，加上形形式式的公民抗命，無畏强權，其中用歌聲和大型合唱節的抗爭，令人動容，最終圓夢。
2011年去愛沙尼亞旅行，之後寫了有關他們用歌聲抗爭和各種公民抗命的文章，在香港展開爭取真普選這漫長路的時刻，重讀文章百般滋味上心頭。將當年的文章分享，並非鼓吹港獨，我不是港獨，只因為他們艱苦我奮進的精神，觸動了我，想藉他們的公民抗命，向千千萬萬愛香港為遠景努力的香港人致敬。
打開缺口
香港正值風雨飄搖，前景陰晦，而談論政治的文字，大多不是攻訐謾罵，就是刻薄揶揄；多看了，能不心煩？因此，讀罷周保松的《政治的道德》，頓感氣息清新，精神為之一振。雖然此書探討的是政治哲學而不是現實中的政治議題，但其中論及的概念和問題，不少都和政治現實息息相關，例如自由、平等、容忍、金錢與自由的關係、和貧富懸殊的問題。此外，周保松亦示範了態度著緊而神經沒有繃緊的理性討論，不是談笑，也非用兵，認真而從容，探求真理，卻完全沒有「真理在我」的氣焰。一位學者的一本書，尤其是哲學書，也許極其量只是政治黑夜中的一顆小星；然而，遇上合適的讀者，它自能發出足夠的光，一星如月，也像引路的風燈。
這本書為自由主義辯護，雖然不難看出書中不少理念深受羅爾斯（John Rawls）影響，但它不只是闡述羅爾斯的政治哲學，其中不少論點、論證、和例子都是作者獨到之見，可以說，這是周保松版本的自由主義。除了解釋和論證自由主義，周保松還強調要將自由主義（liberalism）和放任自由主義（libertarianism，作者也稱之為「市場自由主義」）分別開來；這個工作他做得特別好，令讀者從兩者的分別，更清楚認識到自由主義最重要的內容。
中國中宣部本週一開始下禁令，所有蘇獨公投的文章都必須用新華社通稿，不允許報紙刊登此事的個人評論。9月18日的愛丁堡，世界媒體雲集，似乎獨是沒有看到CCTV。
筆者於17日來到愛丁堡，當天民調說統獨爭持不下，統派略佔優勢，以52:48領先。似乎獨派落入下風了，不過這種觀感和身處愛丁堡的感受會有很大的不同。在投票前一天，從愛丁堡火車站出來的商業中心的Prince Street走到愛丁堡城堡前的Royal Mile，到處可見獨派的標誌，統派的NO則是少得可憐。筆者遇到一個愛丁堡地方議會的蘇民党成員，他相當自停地表示，他們獨派有完整的支持者名冊，一直沒有放棄過宣傳與動員，投票時更不會偷懶，將直接敲門催票，相比較而言，工黨與保守黨就算有支持者的名冊，也分不出誰是統派誰是獨派，難以準確動員。由此看來，僅就基層動員而言，獨派明顯紮根更深，長期準備、早有打算。
（獨媒特約報導）學聯宣佈將於下星期一（9月22日）聯同24間院校進行為期一星期的罷課行動，向港府及中央宣示「香港人與香港學生願意為爭取民主付出代價」。罷課期間，會有公民講堂、電影會和論壇等活動，以示「罷課不罷學」。學聯秘書長周永康指，已不能期望爭取民主是毋須代價，望學運能作道德呼籲，令各界團結，用不合作力量逆轉人大常委政改決定。不過現時警方及康文署以行政理由，還未批准集會場地申請，周籲警方不要留難，否則行動將升級，引起更大反抗。
罷課抗衡極權藐視 知識廣場籲社會反思
罷課行動以確立公民提名、廢除立法會功能組別、撤回政改不義決議、梁振英與政改三人組引咎辭職為原則，爭取民主。
罷課首日下午2時將於中大百萬大道集會，場地能容納約一萬名學生。學聯表示過去多場學運均於百萬大道烽火台前舉行，故該地特別有歷史意義。集會過後，會有三場「公民課堂」，分別在百萬大道、本部文化廣場、新亞圓形廣場進行。晚上將會在百萬大道播映台灣學運紀錄片《公民不服從》。
*以下「輻射」一詞均指「電離輻射」（ionizing radiation）
任何劑量的電離輻射均可致癌。不論輻射來自天然環境、核電設施、本底／背景輻射（當中包括人為造成的）、醫療過程，任何劑量的輻射也可引致癌症，而且輻射劑量每增加一份，致癌風險亦隨之上升。輻射沒有所謂的「安全劑量」可言。
這不是什麼駭人聽聞的網上謠言，也不是反核人士的胡言亂語，而是科學界在長期研究和辯論中一再印證的結論，應該早已成為大眾的「科學常識」。
奇怪的是，每當核災或輻射污染事故發生，總會有政府官員、專家學者、自命理性的科普愛好者、甚至醫護人員，以或權威或輕描淡寫的姿態向大家說「少少輻射不會有問題」、「低劑量輻射對人體沒有影響」、「低劑量輻射是安全的」等不盡不實的訊息。如實告訴大家低劑量輻射也可致癌的專家，往往屬於少數例外。
圖：蘋果日報
周基利教授9月17日於明報撰文－－《與社聯同事商榷對全民退保的解說》，內容對全民退保的理念以及成效有所質疑。作為全民退保的支持者，我希望能為全民退保作出以下辯護。
1. 全民退保「劫貧濟富」?
周永新的方案以累進的形式供款，收入愈高者，僱員及僱主供款愈高，而低薪僱員供款負擔甚輕甚至無須供款。在低收入人士供款少而未來退休的回報遠較付出為多的時候，又怎能說方案是「劫貧濟富」？雖然一百幾十元對低收入在職人士來說並非小數目，但假如他們退休後不願領取綜緩或入息資產略高於綜援要求的限額，他們只能「死慳死抵」、撙節自己退休後的生活支出。
而有關所謂僱主納稅成為僱員內涵工資的一部分，即使僱主把有關稅款轉嫁，但根據工資彈性，僱主並不能完全轉嫁有關稅款，否則僱主過往亦不用反對增加強積金的供款上限。當僱主聘用更多工人或以較高薪酬聘用工人，所需繳納的稅款亦較高。
2. 需審查的退休制度沒有道德風險？
最近多了些地點探索，一直未有時間寫稿，所以遲了。此外也在籌劃其他和廢墟有關的事務，希望可以和大家多些交流。之前寫了兩篇日本廢墟的介紹，今次回到香港談一些關於荒廢教堂及基督教會的歷史。
筆者本身不是教徒，但很喜歡教堂的氣氛，曾在聖誕，到冰島首都的Hallgrimskirkja大教堂(那個沒有荒廢 XD)聽聖誕禱告，所以對廢棄教堂也情有獨鍾。在香港，中區有不少莊嚴的大教堂，但也不及新界的廢棄教堂吸引。教會在香港已有百多年歷史，教會與香港發展更有密不可分的關係，浸信會、聖公會、巴色會、循道會及其他公會在港辦學、開設醫院、幫助新界偏遠居民，對香港民生有很大助力。
今次政改爭議，大學生與中學生都站出來，從提出公民提名到罷課，擔負起推進運動與實踐理想的先鋒，而老師們則是以專家、知識傳授者的身分，撰文、授課，盡量開展論述與支援空間。這期間，我與其他我們同校或他校的研究生，也常常關注與討論相關議題。但是，研究生作為集體身分，似乎不僅僅在此次爭取真普選政改運動，同時也在其他社會運動或政治運動中，幾乎默默無聲。可是，無論從私下的討論，或者分工到各個運動中擔任不同的角色與不同程度的支援，研究生並非沒有聲音與政治態度、也並非沒有行動，不過為什麼研究生就是難以以集體身分出聲？而且，為什麼這次罷課，研究生的集體發聲反而是必須且重要？
各運動研究生難以集體身分發聲的原因，顯見的一個原因是，因為運動議題與運動主體本身就並非與研究生的問題與身分相關，因此研究生參與運動的角色，也就以運動為主，而另一方面，研究生似乎也缺乏像學聯般集體性的組織。除此之外，如何形成研究生集體性的組織，除了有組織目的、相關時間精力經費投入與累積等考量外，更為深層的問題在於，研究生性質在整個社會與高等教育體系中的曖昧定位、異質組成、以及功利績效思維下的去政治化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