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蘋果日報
周基利教授9月17日於明報撰文－－《與社聯同事商榷對全民退保的解說》，內容對全民退保的理念以及成效有所質疑。作為全民退保的支持者，我希望能為全民退保作出以下辯護。
1. 全民退保「劫貧濟富」?
周永新的方案以累進的形式供款，收入愈高者，僱員及僱主供款愈高，而低薪僱員供款負擔甚輕甚至無須供款。在低收入人士供款少而未來退休的回報遠較付出為多的時候，又怎能說方案是「劫貧濟富」？雖然一百幾十元對低收入在職人士來說並非小數目，但假如他們退休後不願領取綜緩或入息資產略高於綜援要求的限額，他們只能「死慳死抵」、撙節自己退休後的生活支出。
而有關所謂僱主納稅成為僱員內涵工資的一部分，即使僱主把有關稅款轉嫁，但根據工資彈性，僱主並不能完全轉嫁有關稅款，否則僱主過往亦不用反對增加強積金的供款上限。當僱主聘用更多工人或以較高薪酬聘用工人，所需繳納的稅款亦較高。
2. 需審查的退休制度沒有道德風險？
在探討有關道德風險及鼓勵儲蓄方面，我們需要仔細研究對不同階層的影響，以免雙方不能對話。誠如周基利教授所言，對於收入較高的人士，他們的確大部份不會預期自己退休時會申領綜援或長津。但是，當一些中下層的市民，他們預期自己退休後資產只是略高於綜援或長津的限額，便會減低儲蓄的意欲，甚至轉移部份資產，以符有關申請資格。在長生津推出之初便有轉移資產的爭議。
至於有能力的在職人士到退休後申領全民退保，他們或者會因而減少為退休儲蓄的金額，但是他們同樣有作出供款。這樣並不會導致綜援申領人數增加，以及全民退保作為權利，並不見得這樣為「道德風險」，而實際上亦見不到有甚麼社會問題。
3. 敬老傳統薄弱及供養父母的金額減少
相信對很多子女來說，如果能力所及的話，必定希望能多給「家用」予父母。可是，在香港住屋、交通、子女教育各樣生活壓力沉重之下，如果全民老年金能紓緩子女供養父母的壓力，中下層家庭的子女或會相應減少「家用」，以用來紓緩生活上其他方面壓力，相信不少父母亦會理解。減少家用並非由於「敬老傳統薄弱」，實在是出於生活壓力沉重。
4. 全民老年金是扶貧計劃？
周永新曾指出全民老年金不是扶貧措施，而是「為每位長者『打底』，提供穩定收入來源，並不是扶貧措施，中產人士的得益一樣很大。」因此，周基利教授實際上把「確保所有長者能有基本生活保障」及「確保基層長者能有基本生活障」混為一談。
兩者都是為了讓長者有基本的生活保障，但前者是所有長者都能享有，而中產或富裕的長者可透過強積金或個人儲蓄有更好的退休生活，而後者只是確保基層長者能有基本的生活保障而已。前者是公民權利，後者是福利及扶貧措施。
總結而言，包括全民退保的多條支柱的保障制度，才能讓市民克服各樣退休面對的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