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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Lokman Tsui （香港中文大學新聞傳播學院的助理教授）
上週二晚，一小隊人衝進了（香港）立法會大樓，還打碎了一塊玻璃。報導說，他們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他們擔心被稱為「網絡23條」的《版權條例草案》會被通過。網絡23條的原規定，也就是這條有爭議的國家安全法案，在2003年造成了50萬香港人上街遊行的大場面。那麼，所謂的「網絡23條」到底是什麼？我們為什麼要如此關注？
「網絡23條」其實不止一條法案。立法者和支持團隊用這個詞來指代至少兩種不同的規則。兩種規則都對如今香港自由開放的網絡有著巨大的潛在威脅。
第一個是版權修正案。這個修正案急需更新，否則就過時了。但是很多人擔心，更新以後公民就不能再拿社會和政治評論開玩笑了。要想了解為什麼人們如此擔心，你只需上網隨便看看，或者去看看那些被佔的地區就知道了：在眾多藝術作品當中，最著名的是一個實體大小的習近平手舉著黃色雨傘的剪影。很多人都跑去跟它合影。
「廣告剋星」，把「環保、不消費、佔領」串了起來。
和兩位前輩打算成立關注消費議題的民間組織，最後團體辦不成，我卻申請到前期經費，於是加入了地球之友當研究員。第一個任務，是做香港的可持續消費研究，同時介紹「不消費日」，並且不安全地構思及推出「常哦行動」。
今（28日）、明兩日是一年一度的「不消費日」（Buy Nothing Day），全球有超過60個城市響應。香港這個鼓吹消費經濟城市，或許不太受落「不消費」的想法，行動多年來未引起迴響。反而活動搞手引爆的「佔領華爾街」，對此城影響深遠。
加拿大反消費主義組織「廣告剋星」（Adbusters）是這兩項運動的推手，運動理念一脈相承，認為已走偏鋒的資本主義是當今的萬惡之源，鼓勵過渡消費，剝削地球母親，污染大地。在全球化之下，極至資本主義的貪婪，令社會愈見不公義。
佔領運動不是「廣告剋星」發起，卻由它發揚光大。2011年7月，「廣告剋星」推出一張對比強烈的海報，畫面中一位芭蕾舞女郎，「淡淡定」站在象徵華爾街的銅牛身上遍遍起舞，背景卻是從催淚煙霧殺出來、頭戴防毒面罩的差人。套用內地傳播學者胡泳的說法，海報傳遞的訊息是：「以優雅對抗野蠻，以輕盈對抗暴力，以夢想對抗現實。」化諸具體行動，便是從當年的9月17日起，「帶著你的帳篷，佔領華爾街」。
整個FB都是警察打人的資訊。和人權監察莊耀洸律師傾電話向他討教。莊耀洸識於大學時，是學運老鬼，我地屬於忙到約極都約唔到食飯那一種，亦是連他的婚宴亦錯過。他聲音有點沙啞。我想近日無人不累。
傾到最尾兩句，莊輕描淡寫話：「你仲係住旺角？你一個人，出入就要小心D。兩個人就互相有個照應。」指的當然是暴警在旺角連行人都打的事。
無端悲從中來。我向來一個人，獨居多年，從初中已開始成日自己食飯，搭車食飯永遠揀單頭位坐，傾向獨自旅行，一個人睡在紐約中央公園，清場前一晚一個人席地睡在彌敦道，在山東街前線時也是一個人，被禁止回家那次也是一個人走向二百防暴。慣性獨來獨往，路上會見到朋友、擁抱，但還是獨來獨往。阿莊應該知我咩人，佢本身的安全底線也不低。連阿莊都這樣講，清場後的旺角，應該是前所未有的危險了。因為警察係任意打人、威嚇巿民，行得慢又打，開口講句野又打。
我地成日話，旺角最危險但都係最安全，因為一有咩事黑白兩道一齊睇你。我總是凌晨歸家，新填地街黑暗中只有粉紅燈箱發亮，我一點也不覺得危險，旺角有自己的秩序，例如黑社會就唔多會打女仔。但在這幾天看來，警察係人都會打的。因為佢就係要你驚到唔敢再留在街。
但離開街道，是不會就保證安全的，天亮了你一落街，仍然不得不遇見那些可能滿心想要扑穿你個頭的所謂紀律部隊。所以無法迴避，你不能和一些有可能大條道理地扑穿你個頭的人共處。
文： 譚以諾
近日「平地映社」成立，骨幹成員有Nap、埼埼、Heaman、盧鎮業、林森和黃飛鵬（編按︰訪問當天未能出席），指在推廣影像和電影的藝術和文化價值。而他們第一炮的活動，就是明年（2015年）辦的──「第一屆平地學生電影節」。
不滿建制的「平地映社」
「平地映社」成員多是電影學院出身，來自不同院校。Nap畢業於香港城市大學創意媒體學院，是自由工作者，也在香港兆基創意書院教授電影相關的課程；盧鎮業背景與Nap相似，畢業於創意媒體學院，亦曾在兆基創意書院任教。他這幾年拍了數部獨立電影，其中以《那年．春夏之後》（2010）和《那年春夏．之後》（2012）這兩部紀錄片最為人熟悉，現多於幕前演出，今年參演了麥曦茵的《曖昧不明關係研究學會》（2014）；林森畢業於香港演藝學院，拍了數部短片，《一路走來》（2013）是其中之一，於「2013年香港獨立電影節」參展；Heaman畢業於香港浸會大學傳理學院，最新短片《飲食法西斯》（2014）參加了「2014年鮮浪潮國際短片展」；埼埼也是畢業於創意媒體學院，有多年藝術行政的工作經驗，現於香港電影文化中心工作。
前幾天晚上去國道收費員在交通部前面抗議的基地，以醫勞小組的身分拜訪他們，一直有在關注國道收費員的消息，到了現場看到身體孱弱卻努力打起精神的叔叔阿姨們還是止不住的哀傷，那時他們已經130小時沒有吃東西，到現在應該已經將近160小時了吧，看到我們他們還是強忍著腹痛與疲累，聽著我們為他們的打氣。
他們奉獻二三十年人生最輝煌的歲月在國道收費站，整天機械性的做著收票的動作，不能隨意移動、如廁，天氣冷的時候不能關窗，好多人都有脊椎側彎、尿道發炎的狀況，隨著etag的上路，收費員被迫走向歷史，當初遠通與政府答應的安置或輔導方案屢次跳票，他們工作了十五二十年居然只能算七八個月的年資，一瞬間他們的世界全盤崩解，阿姨跟我們說著，收費亭拆掉的那一天，他們幾個姊妹躲在宿舍裡面抱著彼此，一直哭一直哭，不知道未來該怎麼辦。
至今，近乎絕望的他們，決定以身體作為工具，對這個政府做出最後、最沈痛的抵抗，但忙著選舉的執政當局卻毫無誠意，甚至放任黨工、里長賞抗議者的巴掌，他們每天強忍著飢餓與低血糖帶來的暈眩，坐著輪椅，四處抗議，換來的卻只是許多去脈絡化的指責，與不斷的跳針躲避責任。
今日有內地人竟然未經申請，在迫滿遊客的大三巴牌坊豎起大型內地樓盤廣告板，免費大賣廣告，「偷雞」進行商業宣傳活動，大殺風景之餘，做法亦令不少市民和遊客側目。文化局回覆《論盡》查詢時表示，有關宣傳活動未有向該局和民署提出申請，廣告板嚴重影響世遺景觀，阻礙公眾參觀通道，接獲市民舉報後，經多次勸喻該公司個幾鐘後才肯撤走展板。
有文化界人士批評，文化遺產淪為「生財工具」，加上聚龍舊社的老土地公失竊案，反映澳門申遺成功多年，但政府和公眾的保護意識仍然相當薄弱，本地人都未有足夠重視，外地人更不會尊重當地的歷史文化。無論是執法部門還是市民，只要看到這種破壞世遺景觀的情況，都應該馬上勸阻及舉報。
他指出，無論是今次事件，還是近日聚龍舊社的老土地公離奇失竊案，都反映政府及市民對保護文化遺產的意識仍然處於低水平，大家都認為文化遺產只是供人拍照的生財工具，有錢賺的、沒有嚴重破壞就算是「保護」，沒錢賺的即使失竊了亦覺得不痛不癢。少有思考文化遺產的意義，體現出一個地方的功利短視，對自我文化歷史的認同感相當薄弱。
警務處每年開支百幾億。呢兩個月以嚟，相信大家都明呢百幾億用咗去邊：
1. 買國際公約列為化學武器嘅催淚彈同胡椒噴霧
2. 出糧俾黑警扑市民頭、老屈襲警、光明打鑊、停職袋糧
3. 養真 · 警犬嚇市民，反而嚇親隻狗狗
4. 拍四點鐘許sir
5. 其他恕難盡錄
老老實實呀，百幾億咁撚樣用嚟養埋呢班人渣，分分鐘慘過起大白象工程。如果取消警務處經費，香港人多出嚟嘅錢可以點用？
1. 實施免費幼兒教育！——190億
十五年免費教育講咗咁多年都走數，但幼稚園又越嚟越貴，令到家長叫苦連天。國際建議幼兒教育開支應至少佔GDP1%，即約190億。係多過警犬費少少，不過用在培養下一代，仲要減輕基層同中產負擔，梗係物超所值！
2. 設立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80億
民間爭取低津多年，今年施政報告終於有著落。但政府孤寒到死，又審又查又要人超時工作先肯俾，話每年俾30億出嚟已經皇恩浩蕩。30億同警犬費相比當然唔多。即使用民間方案，80億都只係警犬費一半。應該益邊個？大家明嘅。
3. 回購東西隧！——100億
雨傘運動發生後，有議員宣告在立法會內全面展開不合作運動，而「三堆一爐」撥款申請於10月下旬起在財委會拉布，至今仍未付諸表決。
在當前政治形勢下，政府的認受性被嚴重質疑，當局推動任何稍為具爭議性的政策，必定是舉步維艱。然而，在「三堆一爐」事件上，政府無法說服公眾相信當局有決心推動源頭減廢，亦難辭其咎。
平心而論，今天的困局，部分是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在2005年，首屆特區政府的環境局局長廖秀冬發表《都市固體廢物管理政策大綱》，當中明確指出香港廢物量迅速增長，堆填區可能比預期早爆滿。她提出至2014年都市固體廢物產生量每年減少1%的目標，並建議實施一系列減廢政策，例如涵蓋電子產品、膠袋、輪胎、飲品容器、電池等物料的生產者責任制、垃圾按量收費、堆填區禁令等。可惜，到前特首曾蔭權在2012年離任時，政府只落實了膠袋稅，那個減廢目標更不用提。
因此，到現屆政府接手時，廢物危機進一步逼近，過往積累的問題無法在短時間內解決。然而，這並不等如當局無任何責任。事實上，梁振英在競選期間曾經承諾，會在當選後發動社會運動推動源頭減廢，不需用上焚化爐這個「最後設施」，大大提升公眾的期望。雖然環境局在去年5月公布減廢藍圖，定下進取的減廢目標，但在一星期後即向立法會提出擴建堆填區，令社會譁然。
（獨媒特約報導）本周二及周三（11月25及26日）警方於旺角亞皆老街及彌敦道清場時共拘捕148人，其中31人今早到九龍城裁判法院應訊，包括學民思潮召集人黃之鋒、學聯副秘書長岑敖暉、社民連主席梁國雄及副主席黃浩銘等，被控阻礙公職人員罪。眾人獲准保釋，案件押後至明年1月14日提訊，期間不准踏足旺角中心範圍。黃之鋒、岑敖暉、黃浩銘均指被捕時遭警員粗暴對待。
梁國雄於周二亞皆老街清場行動中被捕，黃之鋒、岑敖暉、黃浩銘則於周三彌敦道清場行動中被捕。
據早前高等法院頒布的臨時禁制令，禁制範圍為「介乎亞皆老街及登打士街一段彌敦道」，但現時附加的禁足範圍則為「北至旺角道、東至花園街、西至上海街、南至登打士街」，比禁制令範圍廣闊得多。黃之鋒對禁足範圍比禁制令範圍大感到不解，認為禁足的條件對被告人士生活造成不便，而梁國雄更認為警方想藉法庭權力擴大禁制範圍。
題為編輯所擬。
事緣是這樣的，當我、黃之鋒和Lester Shum（岑敖暉）等在前線正不停詢問執達主任「人是否障礙物？」和「如何確認所有『小紅帽』都是由原告人授權而不會混入藍屍？」。我們追了兩三個街口問，執達主任和原告律師都沒有任何回應，只顧一味讀他們的文件（我固然聽得不清楚，因為咪太細聲太散）。
隨後，五十多個「小紅帽」上前拆鐵馬，我們沒有阻止，但一直要求他們出示授權書，他們如像藍屍般抓狂，拿著剪鉗指罵我們，遭執達主任制止。其中一人跟足劇本大喊：「我哋要求警察協助！」不久，一隊隊軍裝警走上前排。我們在前面表示現在只是追問禁制令的詳情，可是，一隊機動部隊就上前包圍我們，並不容許我們離開。我立即跟指揮官說：「你是否要拘捕我們？是因甚麼罪名？」他說將要拘捕，因為我們藐視法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