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傘運動發生後，有議員宣告在立法會內全面展開不合作運動，而「三堆一爐」撥款申請於10月下旬起在財委會拉布，至今仍未付諸表決。
在當前政治形勢下，政府的認受性被嚴重質疑，當局推動任何稍為具爭議性的政策，必定是舉步維艱。然而，在「三堆一爐」事件上，政府無法說服公眾相信當局有決心推動源頭減廢，亦難辭其咎。
平心而論，今天的困局，部分是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在2005年，首屆特區政府的環境局局長廖秀冬發表《都市固體廢物管理政策大綱》，當中明確指出香港廢物量迅速增長，堆填區可能比預期早爆滿。她提出至2014年都市固體廢物產生量每年減少1%的目標，並建議實施一系列減廢政策，例如涵蓋電子產品、膠袋、輪胎、飲品容器、電池等物料的生產者責任制、垃圾按量收費、堆填區禁令等。可惜，到前特首曾蔭權在2012年離任時，政府只落實了膠袋稅，那個減廢目標更不用提。
因此，到現屆政府接手時，廢物危機進一步逼近，過往積累的問題無法在短時間內解決。然而，這並不等如當局無任何責任。事實上，梁振英在競選期間曾經承諾，會在當選後發動社會運動推動源頭減廢，不需用上焚化爐這個「最後設施」，大大提升公眾的期望。雖然環境局在去年5月公布減廢藍圖，定下進取的減廢目標，但在一星期後即向立法會提出擴建堆填區，令社會譁然。
先別說未見到減廢成效，社會連減廢藍圖的內容都未完全消化，政府便說要擴建堆填區，予人的觀感是政府想重蹈覆轍，繼續依賴廢物末端處理設施，減廢藍圖只是幌子。此外，藍圖本身亦有漏洞，例如對怎樣打通本地的回收渠道着墨不多，當時又接連爆出政府承辦商丟掉市民分類好的廢塑膠、郵政署將可回收再造的木卡板送往堆填區等醜聞，令公眾信心盡失。
環保團體一方面明白擴建堆填區和興建焚化爐有助紓緩當下的危機，一方面了解市民擔憂政府的減廢承諾，會在「三堆一爐」過關後便變成空頭支票。因此，我們在今年3月要求政府落實6項「減廢辣招」，包括在2016年全面推行都市固體廢物徵費，將塑膠容器、包裝物料等納入生產者責任制，檢討建築廢物收費，制定堆填區禁令，及分階段向立法會申請擴建堆填區。
可能當局認為難以達到環團的所有要求，故無公開回應。然而，我們認為正是由於「三堆一爐」爭議極大，所以政府必須多走幾步爭取市民信任。在外國，很多反對堆填區和焚化爐的運動，往往轉化成為源頭減廢的契機，政府和公民社會進入良性互動，共同尋找和推動解決問題的方案。
也許香港的「三堆一爐」最終會在政府「數夠票」之下通過，但有關減廢的爭議並未得到疏解，政府是否有足夠決心實現減廢目標，在市民心中仍留下問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