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媒特約報導）馬來西亞最遲將於明年3月舉行大選。今年4月28日，該國的乾淨與公平選舉聯盟（簡稱「淨選盟」）在首都吉隆波獨立廣場舉行抗議集會，有十多萬人出席，是馬來西亞歷來罕見的大型民間集會，全國各地也同時舉行集會。香港也有近500人身穿黃衫，由銅鑼灣遊行往在馬來西亞領事館外集會（見主題圖片），連同台灣、紐約、多倫多等城市的僑民，響應淨選盟的行動。

近月媒體接連揭發中大校園性騷擾事件，先有中大前秘書長梁少光疑涉性騷擾，復有教育學院講座教授盧乃桂疑涉性騷擾，我們深感震驚及憤怒。原因不僅在於捲入性騷擾案諸君均為校方高層或資深教授，更在於事件反映處理性騷擾的校方管理層，完全缺乏應有的性別意識，不單沒有向投訴人提供足夠支援，甚至在處理過程中對事主造成二度傷害。目前兩次性騷擾事件仍存有不少疑點，亟待進一步調查，但從媒體報導及死因研訊庭可知，我們已發現中大連番失誤，清楚顯示中大防止性騷擾制度存在嚴重問題。

言論充斥性騷擾迷思
在黃燕雲事件中，當死者親屬知悉黃疑被性騷擾後，曾明確要求校長沈祖堯調查事件，沈祖堯查問梁少光後竟向死者親屬指，黃與梁「關係密切」，不便調查。黃燕雲生前已明確表示無法接受梁少光的行為，沈祖堯清楚此事，卻強指二人關係密切不便調查，是無異於以不相干甚至虛構的理由抹除調查性騷擾的正當性。其後在盧乃桂事件中，當中大防止性騷擾委員會裁定盧乃桂性騷擾成立後，沈祖堯竟又向投訴人表示「盧作風洋化才有此舉動」，以文化差異為盧開脫。沈祖堯一再以性騷擾迷思淡化事件，可見絕非一時失言，而是對性騷擾問題充滿偏見。

香港應該有一個怎樣的文化政策呢？文化局在推動和發展香港文化應擔當怎樣的角色？為此，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碩士課程與獨立媒體（香港）請來了西九文化區管理局表演藝術行政總監茹國烈、香港兆基創意書院校監黃英琦、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教授陳清僑與50 多位文化界友好，一同討論文化政策和文化局的挑戰。

文化界討論成立文化局，歷時已有二十載。回歸前，文化人已提出如何脫離殖民地以「文康」為主導的文化管理，制訂政策，幫助本地文化藝術發展，促成了香港藝術發展局的成立。文化局隨着新一屆特首上任而定音，坊間就它的角色有不少討論。親中陣營認為文化局要發展產業，擔起愛國教育的責任，引起文化局會變成香港中宣部的憂慮。

茹國烈：民間如何推動文化

茹國烈指出，早於1994 至1995 年間，民間及政府已開始討論香港的文化政策，以及藝發局所擔當的角色。當時，文化界把藝術教育也包含在藝術發展的領域內。1998 年的教育改革，中小學加入了很多文化藝術的科目，同時，1990 年代大學學位增加，亦新增了不少文化相關的科目，如文化研究、比較文學等。除教育外， 「文化產業」這概念在2000 年引進香港，以往一些被視為與藝術不相關的行業，如電影、電視等，亦被視為文化政策的範疇。「電影發展基金」就是在2000年後成立的，不過它隸屬於經濟及商業發展局。

歷任行政長官之中，梁振英大概是將「香港七百萬人」掛在嘴邊掛得最多的特首。明明是小圈子的產物，他卻臉不紅耳不赤的宣稱要做「七百萬人的特首」。最近一次，針對「拉布」，他說「立法會並非屬於那六十個議員，而是香港七百萬市民。不滿的話，大家一定要出聲」，又語帶威嚇說「拉布癱瘓香港」。這裏，什麼三權分立或議會內少數派多數派互相制衡的原則，他都隱去不說了，而是像青蛙跳般，一下子跳躍到直接發動人民討伐議會的立場。這種「以人民之名行威權之實」的新統治趨勢，可歸類為「民粹主義式威權」。

首先，和其他威權一樣，它的本質是非民主和缺乏權力制約的，但跟別的不同在於，它號稱自身的權力基於民眾的集體意願。弔詭而重要的是，這一權力的本質雖然是自上而下，但它的正當性來源，竟是建基於號稱的「民眾」。「民粹式威權」的出現，跟香港社會的轉變有關。近年，社會上瀰漫對財團富商的不滿情緒，八十年代確立「以資產階級為主體的各階層聯合政府」的港人治港模式（引述自前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許家屯），已隨唐英年敗選而宣告死亡。新上陣的梁振英，至少在口頭上，不再把管治的正當性基礎，建基於財團和精英的認同和合作，而是面無懼色地訴諸人民。所以， 「民粹式威權」也是幹部治港的一項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