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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彌敦道被通車，旺角人群被強制暴力清場後，香港誕生了一種新型的群體活動。它無定時，無定向，無處不在。它極具香港特色，本是歡天喜地，卻總憤怒收場。這位抗命界新寵，名叫「鳩嗚」。
在香港人「心知肚明」之際，卻總還是會驚訝，為何警方會對如此無害，甚至有助經濟（好多人真係去買野咖喂）的活動，如此懼怕，如此憎恨，以致小事化大，全副武裝去打壓全無衝擊之心的鳩嗚隊伍。
行動的必要
回觀928一役，為何警察執意對示威者進行暴力驅散？真的只是做錯決定這樣簡單？依我所見，引致警方作出如此決策的動機，不是「這群人在犯法」如斯膚淺的理據，這只是他們的藉詞之一。請不必把那套制服過份正義化，他們想要的不是以拘捕來懲罰所有的違法者。如此決策的主要目的，不是避免一兩次的暴力衝突，而是維持整體上的穩定和治安；警方最執著的，並非活動實際上是否和平安全，是否違法，而是對於維持治安和穩定的Risk(危機)和Threat(風險)。
與不少同輩藝術家（較謙虛的喜歡叫藝術工作者）閒聊香港藝術生態時，談到香港藝術「被邊緣化」一事，大部分都表達出某種悲觀與消極。有的認為「係咁架啦」，本土藝術一向都處於邊緣地帶；有的為失衡的藝術生態抱不平的氣憤；有的表示享受在邊緣地帶創作的自由；有的擁抱學院派霸山頭小圈子桃花園的避世觀。
但一談到中（內地）日韓與東南亞的藝術品，在香港藝術市場中成為主流暢銷商品時，大家難免對仍處於邊緣地帶的本地藝術生態感到不滿與失望。藝術家一方面期待自己的藝術品能在主流藝術市場上展出與交易；另一方面又擔心主流藝術商品市場會牽制自己的創作。關於如何在創作自由與藝術市場之間找到平衡，又如何適當地作出識時務的妥協，這些掙扎讓一部分藝術家感到不安與疲倦，也導致某些藝術家選擇置身邊緣地帶的「假自由」。
但是香港藝術的邊緣化是怎樣造成的？
昔日的太古船塢，即是今日太古站附近。
「飛電師」是甚麼來的？每個字都懂讀懂寫，但合起來就不懂得解。當然，心水清的朋友看到後面寫着「xx師」，應該估到是一份職業來的。的確，飛電師是一份曾經是一份人人嚮往的職業。不過，一旦成為飛電師，其實是一個惡夢的開始。
故事要回到90年前，1925年左右的大古洋行主力經營海上貿易。太古主要有兩類貨船，一種叫「黑煙囪船」，專門行駛中國沿海各埠、長江流域一帶，至南太平洋、印度加爾各答的航綫；另一種叫「藍煙囪船」，是行駛澳洲墨爾本至新西蘭各埠。由於1925年中國及香港發生了「省港大罷工」，事後太古洋行認為獲得第一手情報極為重要。於是，他們下令所有「黑煙囪船」都要加裝「無綫電訊機」。所謂「飛電師」，就是在船上負責收發無綫電的工作人員。
太古船塢的船隻
圖：H15關注組成員（左二起）維怡、May姐、阿冼
（獨媒特約報導）城市規劃委員會於10月初開始審議新界東北大綱圖，城規會收到超過50000萬份意見書，其中90％反對，會議一直排至明年2月，但始乎誰也不認為城規會會真的否決大綱圖。城規會是否就是一個橡皮圖章？獨媒專訪數位城市規劃抗爭者，將以系列形式刊出。
當日的利東街，如今已經變成囍匯。當年有份參與保衛利東街行動、「H15關注組」成員維怡說：「一開始便對城規會沒期望。」雖然如此，他們確是走過在城規會據理力爭的路，除了在城規會反對市建局的重建方案，更透過無數的街坊會、家訪，在規劃師、建築師、測量師等的協助下，設計了第一個由下而上的「啞鈴方案」，自已規劃自己的社區。他們將方案提交城規會，結果自是遭否決。
差不多十年過去了，獨媒找來「H15關注組」成員回顧他們當年希望透過城規會制度改變政府規劃的過程與感受。十年過去，他們覺得只是在城規會制度內作用有限，「想不到竟然還有人玩城規會這個遊戲。」在市建局修訂後的利東街重建方案上馬後，當時上任不久，「好打得」的發展局局長林鄭月娥曾與關注組會面，林單刀直入的表示民間方案被否決，不是技術問題，而是政治問題。
換言之，政治高於規劃，亦絕對高於城規會。
攝：獨媒記者Gundam
金鐘清場，警隊好像突然換了另一副面孔，回到7月2日甚至更早之前的較文明狀態。於是林鄭月娥煞有介事地出來表揚這次清場行動，關注的是「高透明度」、「可以避免有人會對於我們警察的行動有一些無理的指控」。作為全港行政系統的首席官員，只關心警隊的名譽和形象，而非民眾的權利和安危，自是很教人有點失望；而對於理當如此的「高透明度」的刻意強調，反映的恐怕是過去兩三個月警方高層的決策和部分警員的行為，真的頗為黑暗。無論如何，「回歸透明」如果不僅是一次半次的公關妝扮，自然值得支持。不過，就算真的是迷途知返，也不能抹掉過去3個月出現的陰暗暴力，更不應忽略追究其發生的根源，以及帶來的各種深遠的負面影響。
暴力vs.權力
過去10多年，尤其是在曾偉雄和梁振英上任後，「暴力」成為了當代香港社會的一個關鍵詞。從WiseNews搜尋香港的媒體，「暴力」一詞在2001至2005年這5年間出現的頻率，近38,000次，2006至2010年則上升至近47,000次，到了曾偉雄上任後迄今的4年內（2011至2014年），進一步升至接近52,000次。然而，在本地的公共論述中，關注的往往是行為的形式，而非深究「暴力」的根本含意。顧名思義的結果，不僅無助釐清方向，甚至會轉移或遮蔽了真正的問題，讓我們難以從錯誤中學習。
文/慕容复
很久以來，大陸「互聯網」一直是一個理論意義上的稱謂，其「局域網」的本質一直是事實存在。即使召開了烏鎮舉辦世界互聯網大會，也只是在強化世界對防火牆保護下的內聯網的印象。問題在於，這種將缺陷當作成果的互聯網思維，有其現實淵源。
這個淵源在於，大陸當局對局域網的自信不只是它的商業成就，而在於這樣的一個事實：大陸局域網不再只是物理概念，重要的是，它還是一個描述大陸網民心態的心理概念。中國互聯網已經實現了從圍困人群到實際上摧毀人們利用互聯網來守望相助的可怕轉變。
最近一段時期以來，大陸當局對異議人群的壓制，主要體現在在北京繼續囚禁更多的社運人士，包括財新文化編輯徐曉、以及同有立人圖書館工作背景的薛野、柳建樹等人，同時在廣州開展周密部署，開審郭飛雄案。網絡對發生在一南一北的政治審判事件的表現值得深思。
2014年8月31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通過香港政改決定草案，引發一系列社會運動，民間稱為「雨傘運動」（Umbrella Movement）。9月22日起，學界開展罷課行動，第五日集會結束後，部份學生衝入「公民廣場」，引發市民集結支援。9月28日凌晨，「佔領中環」正式啟動。警方出動催淚彈驅散，反而引致更多市民衝出道路，形成金鐘、旺角、銅鑼灣三地歷時約3個月的長期佔領運動。在運動過程中，金鐘添美道、夏愨道、干諾道中，旺角彌頓道、亞皆老街，銅鑼灣軒尼詩道、怡和街等公路及附近行人路、天橋成為最主要的佔領空間，在國際佔領運動中獨樹一幟。佔領打破了這些空間原本通過性的純粹物理特質，將它們由「非場所」意義化為「場所」。由此引發的，不僅僅是關於佔領空間確立原因的思考，還有對這些空間在運動發展中場所化、意義化過程的進一步探究。
一、佔領空間的非場所特質
1、場所與非場所
圖：BBC
文：貝帶勁
2014年12月13日，南京大屠殺77週年紀念日成為首個中國國家公祭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參加了公祭儀式並發表講話，呼籲「正視歷史，維護和平」。中國方面稱「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在南京屠殺了約30萬中國人」，但中國部分民眾和歷史研究人士對這一數據的準確性有所質疑。當日，一位日本友人私下對本網表示：「我衷心悼念南京大屠殺的受害者，所以同樣的悼念被三反五反，反右，大躍進，文革，六四等事件的受害者。」
日媒的觀點
日本幾乎所有主流媒體在12月13日都關注到了習近平在出席國家公祭南京大屠殺（日本稱南京事件）儀式上的講話，認為其中存在著「牽制日本」和「重視日本」的硬軟兩面。包括官方電視台NHK在內的幾個主要電視台還將習近平這段講話用直播配字幕的方式加以報導。
圖：留守抗命的17人。
（獨媒特約報導）繼旺角、金鐘佔領區後，警方今日（12月15日）上午到銅鑼灣最後一個佔領區進行清場行動，重開怡和街東行線，有17人留守抗命被捕。同日下午立法會秘書處宣佈立法會示威區的佔領者需要離開，佔領者於一小時後撤出。
香港雖然早於1842年成為英國殖民地，但此後華人進出香港仍然不受限制，對低下階層而言，香港與內地城市的生活環境並不存在重大區別，也就沒有什麼移民、偷渡、佔用福利、文化差異等問題。直到臨近中共建政，港英政府基於防範「共產國家」的考慮才有了初步的邊境管制措施，不過兩地之間直到1980年才有正式的移民政策，內地及港英當局為限制人口湧港於是建立了俗稱「單程證」的制度。嚴格的出入境管制加上兩地發展水平差距擴大強化了本港各階層的地域觀念，或多或少受到「大香港」意識的影響。
因為需要給予定居香港的中外人士一種法定資格以便過渡九七，「居留權」概念於1987年正式載入本港的《入境條例》，內地當局亦在《基本法》當中設計了相應的條款，既肯定具華人血統者為「中國公民」又豁免他們遵守某些憲法義務，同時外藉人士原有的居留資格不被剝奪，而且與華藉港人享有同樣的公民權利，由此體現「一國兩制，港人治港」。不過九七前後兩套法律對「居留權」的定義不盡一致，回歸依始隨即觸發連串司法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