攝：獨媒記者Gundam
金鐘清場，警隊好像突然換了另一副面孔，回到7月2日甚至更早之前的較文明狀態。於是林鄭月娥煞有介事地出來表揚這次清場行動，關注的是「高透明度」、「可以避免有人會對於我們警察的行動有一些無理的指控」。作為全港行政系統的首席官員，只關心警隊的名譽和形象，而非民眾的權利和安危，自是很教人有點失望；而對於理當如此的「高透明度」的刻意強調，反映的恐怕是過去兩三個月警方高層的決策和部分警員的行為，真的頗為黑暗。無論如何，「回歸透明」如果不僅是一次半次的公關妝扮，自然值得支持。不過，就算真的是迷途知返，也不能抹掉過去3個月出現的陰暗暴力，更不應忽略追究其發生的根源，以及帶來的各種深遠的負面影響。
暴力vs.權力
過去10多年，尤其是在曾偉雄和梁振英上任後，「暴力」成為了當代香港社會的一個關鍵詞。從WiseNews搜尋香港的媒體，「暴力」一詞在2001至2005年這5年間出現的頻率，近38,000次，2006至2010年則上升至近47,000次，到了曾偉雄上任後迄今的4年內（2011至2014年），進一步升至接近52,000次。然而，在本地的公共論述中，關注的往往是行為的形式，而非深究「暴力」的根本含意。顧名思義的結果，不僅無助釐清方向，甚至會轉移或遮蔽了真正的問題，讓我們難以從錯誤中學習。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定義，暴力是指「蓄意運用物質武力或權力，威脅或傷害自身、他人或社群，導致或極有可能導致受傷、死亡、精神損害、不良發展或困苦」（World report on violence and health）。循此定義，政府和警方高層常掛在口邊的所謂「最低武力」，大概也就是世衛意義下的暴力。
阿倫特（Hannah Arendt）認為，暴力（violence）的對立面，並不是非暴力（non-violence），而是力量或權力（strength or power）。暴力與力量／權力不僅不是同一樣東西，更是此消彼長的。暴力是工具性的，需要依賴目的來合理化其執行，追求的是絕對的服從；力量／權力則超越指令與服從的關係，建基於民衆的共識和支持，獲得愈多民衆的認可，力量或權力就愈大。儘管暴力與權力經常一起出現，但暴力不僅不能維持權力，更常常因手段殘暴而遭民衆唾棄，最終導致權力的喪失。而依靠暴力作為統治的手段，彰顯的正是獲民衆認受的權力的流逝，也就是政治無能（缺乏權力）孕育暴力（impotence breeds violence）之意。因此，不論個人如何「勇武」，能克制暴力的力量／權力也不會大增，因為力量／權力從來就不是個體的財產，而只能在群眾數量愈多認受能力就愈高的集體行動中生成。一旦集體行動失卻民眾的支持，能抗衡暴力的力量／權力就會減弱。
制度暴力是如何煉成的？
暴力可以由個人施行或以體制力量推導，後者包括政府、立法會、醫院、警署、監獄、企業、工廠、學校、家庭等等。而隨着這些體制的官僚化的加劇，令民衆愈來愈失卻政治自由，難以透過參與公共政治行動、以平等和開放的對話解決實際問題，更容易令政權以制度性的暴力來取代權力。
以雨傘運動曾出現的衝突為例，從網上流通的影片和文章，可以看到為數不少的前線執法警員，都曾使用不必要的暴力，從胡椒噴霧升級到催淚彈再升級到警棍，從攻擊示威者到攻擊救護人員以至出現「殺錯良民」的狀况。這些行為表面是由個人施加於他人的暴力，但其背後卻是由政權與佔壟斷位置的大眾傳媒的推動和支持。換句話說，警隊使用不必要的暴力的源頭，往往源自政權等體制的力量，個體只是執行暴力的工具。這些體制包括受政權保障獲享壟斷位置的電視台，選擇性地放大民衆的「衝擊」影像，淡化警方的暴力，例如把市民於海富中心圍困3名休班警察的前文後理剪去，觀衆在不知道他們當中有人曾恐嚇女示威者要帶她「到警署強姦」，又不知道有示威者企圖努力保護倒地的休班警員，只看到有休班警察被打或示威者「先」向警察前線邁進等鏡頭，又以長時間大篇幅報道政府和警方高層指控民衆為暴徒的說話，觀眾自然很容易會合理化源自警方高層指示的不必要的暴力，令觀眾在看見民眾被警棍亂打、受胡椒亂噴，頭破血流、倒地不起時，也不再容易產生同情心 ，甚至傾向落井下石。決定作這樣的報道的壟斷媒體的主管，難道真的沒有沾上受暴力傷害者的鮮血？難怪一些曾被警方暴力對待的朋友，完全拒絕觀看「CCTVB」新聞或聽警方高層與梁振英的說話，避免受第二次（語言暴力）的傷害。
面對強大的體制暴力，佔領者以一些簡單的裝備保護自己，自是理性之舉。然而，在「CCTVB」一台獨大，絕大部分報紙歸邊，政府完全壟斷暴力手段（means of violence），佔領人數日減的情况下，能更有效地保護自己和同伴的方法，也許並非靠個體提升裝備、倡導勇武，而是尋求限制體制暴力的擴張，短期可包括以種種有效的方法向壟斷媒體施壓、向警政謊言說不，或以更具創意和幽默的方式，游走迴避，令嘗試施暴的前線警員混淆；長期則需要打破大眾傳媒的壟斷，並令政府警方的決策「高度透明」成為常態，而非偶一為之的例外公關。前提是，我們必須能夠說服更多的民衆支持，以增強力量／權力，從根本上壓抑暴力。
暴力的教訓：雨傘運動的啟示
暴力不僅會對受害者帶來深遠的心理和身體傷害，也能進一步削弱統治／施暴者的權力，毒害施暴者的身心，孕育仇恨與報復。換句話說，暴力最終的結果，往往是兩敗俱傷。鼓勵以提升武力作抗爭手段，其實有點像參與軍事競賽，最終勝出的，只能是擁有最強大的暴力手段者，也就是說，暴力競賽的勝利者，仍是暴力。而作為工具、需要以目標合理化其執行的暴力，其危險之處，還在於手段往往會取代目的，讓暴力不斷侵入社會肌理。循此思路，主要由梁振英、曾偉雄、愛字頭等帶動的暴力趨勢，以至「CCTVB」等壟斷媒體的推波助瀾，除了反映政權建制的合法性和權力的喪失外，更引領香港走向一條以暴促暴的不歸路，代價將是更多的民眾的傷害，管治的進一步失效無能。歷史是會記着這一筆的。
近年本地以至全球對暴力的愈來愈認可，反映了公共政治和集體行動成效的失落，以及由此帶來的力量（或權力）感的逐漸喪失。隨着力量／權力的減弱，暴力就會乘虛而入。失去民衆支持的統治者或被統治者，都一樣難以抗拒暴力的誘惑。
Judith Budler因此認為，只有承認和直面身體在暴力面前的脆弱，才有可能孕育出同理心，長遠對抗暴力。壟斷暴力者不會不知道，肉身在暴力面前的脆弱。不過，他們往往沒有勇氣去承認和直面，而是選擇迴避，嘗試建立高牆，訴諸暴力，祈求保護自身。然而，沒有政權是僅能依靠暴力來統治的，民衆認可和支持的權力，才是長治久安的支柱。雨傘運動中的「沒有大台、不要領導／代表」的說法，如果指的是抗拒由上而下官僚化的運作，自是很可以支持的；但倘若把污水與小孩同時倒掉，走向完全「不要組織、不要小組討論和共識」，就很有可能離互相說服、爭取更多的民衆支持之路愈來愈遠，結果很可能是逐漸失卻了需民衆認受和支持的權力，走向暴力的懷抱。
參考書目和伸延閱讀：
Arendt, Hannah（1970）：On Violence, Mariner Books
Budler, Judith（2006）：Precarious Life, NY: Verso
原文刊在明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