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不少同輩藝術家（較謙虛的喜歡叫藝術工作者）閒聊香港藝術生態時，談到香港藝術「被邊緣化」一事，大部分都表達出某種悲觀與消極。有的認為「係咁架啦」，本土藝術一向都處於邊緣地帶；有的為失衡的藝術生態抱不平的氣憤；有的表示享受在邊緣地帶創作的自由；有的擁抱學院派霸山頭小圈子桃花園的避世觀。
但一談到中（內地）日韓與東南亞的藝術品，在香港藝術市場中成為主流暢銷商品時，大家難免對仍處於邊緣地帶的本地藝術生態感到不滿與失望。藝術家一方面期待自己的藝術品能在主流藝術市場上展出與交易；另一方面又擔心主流藝術商品市場會牽制自己的創作。關於如何在創作自由與藝術市場之間找到平衡，又如何適當地作出識時務的妥協，這些掙扎讓一部分藝術家感到不安與疲倦，也導致某些藝術家選擇置身邊緣地帶的「假自由」。
但是香港藝術的邊緣化是怎樣造成的？
我想，一方面我們歸咎於政府在文化政策的「失敗」。這種「失敗」是因為回歸後的港政府沿用殖民主國推行的「美術勞作」(Art &Craft)教育概念。這概念「除了回應工業發展需要，原來還是為了防犯政治顛覆性。」從本土藝術家兼藝評人梁寶山記資深美術教育工作者郭樵亮老師的說話中可見一斑──「來香港當殖民地的教育官顧理夫（Griffith）對政治很敏感，認為世界性的學生運動，好多都是美術學生發起的。他說藝術家是麻煩的製造者。於是他把科目改作「美術與勞作」（Art & Craft），不要單純稱為美術（Art）。有一段時間，他想連「美術」（Art）這個字也改掉。」
梁寶山認為官校把應該用來訓練學生美術思維的時間都磨蹭在手工技能上。這種避重就輕的「美術教育」終於變成「勞化教育」。這正正表現了殖民地對「藝術」的恐懼。相信這種對於「藝術」的恐懼，在香港回歸中國之後的後殖民時代，不但沒有減少，反而日漸增加惡化。有見及此，或者我們可以大膽假設，政治在文化政策與西九文化區的「失敗」，也許是某種政策意義上的「成功」。
另一方面，對於被邊緣化的藝術生態，藝術家與藝術界也必須負起另一半的負責。
藝術家撫心自問，有否刻意或不刻意的制造太多邊緣化（或太離地、或太學院派）的藝術？這些藝術創作的問題在於，它難以進入香港人的日常、難以喚起香港人的共嗚，也沒法在民間產生感動。藝術家也會否太過於避世安逸？以至對於香港社會上的文化事務不聞不問，刻意避免公開發表誠實的感思，沒有盡其義務並負上一個稱職的藝術家在社會上參與的功能角色，以致藝術在本土社會上所應擔任的責任與發揮的影響嚴重地缺席？
是的，較為人熟悉的本土藝術家，如黃國才、林嵐、程展緯等人，不斷在參與社區藝術的創作中和推廣藝術教育的工作上作出貢獻；同時也有周俊輝與葉浩麟於2010年破天荒地參選藝發局，期望為藝術界撞開了一條嶄新的道路。這是藝術家首次直接地對於本土社會公共事務的介入，也體現了藝術家對於自己的公民責任與藝術家在社會功能角色的覺醒。更重要的，我相信是，藝術家開始意識到，香港藝術生態日漸失衡與枯竭的問題，因於藝術家在政府於制訂藝術文化政策的無動於衷與完全缺席，也就是常言的讓「外行人帶領內行人」的藝術政策問題。因為外行人（特別是建制派人物）不明白藝術家真正需要與真正重視的價值；事實上他們根本不在乎；更可怕的可能是他們刻意地進行打壓、排斥與監控。
這一次，經歷了雨傘運動為本土藝術生態帶來了一場雨後春筍的藝術實踐與綻放，藝術界更清晰意識到市民日益增長的藝術文化渴求、需求、熱情、與興趣。此刻藝術家除了更應該捉住這一次的藝術覺醒與機遇，讓處於邊緣地帶的香港藝術重新走進市民的日常，讓藝術的種子更廣泛地在社會中傳播與成長與盛放；同時也必須密切關注政府在文化政策上的走向，讓藝發局與未來的西九文化區不至於淪落成政府用以打壓自由思想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