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慕容复
很久以來，大陸「互聯網」一直是一個理論意義上的稱謂，其「局域網」的本質一直是事實存在。即使召開了烏鎮舉辦世界互聯網大會，也只是在強化世界對防火牆保護下的內聯網的印象。問題在於，這種將缺陷當作成果的互聯網思維，有其現實淵源。
這個淵源在於，大陸當局對局域網的自信不只是它的商業成就，而在於這樣的一個事實：大陸局域網不再只是物理概念，重要的是，它還是一個描述大陸網民心態的心理概念。中國互聯網已經實現了從圍困人群到實際上摧毀人們利用互聯網來守望相助的可怕轉變。
最近一段時期以來，大陸當局對異議人群的壓制，主要體現在在北京繼續囚禁更多的社運人士，包括財新文化編輯徐曉、以及同有立人圖書館工作背景的薛野、柳建樹等人，同時在廣州開展周密部署，開審郭飛雄案。網絡對發生在一南一北的政治審判事件的表現值得深思。
徐曉作為在1975年、2014年兩次被捕的社運人士，在微博與微信上的傳播最多。但傳播的內容局限在她出版的著作，對於她被捕的具體事由，基本上沒有涉及。很多人將立人的工作經歷作為被捕者的共同原因，很可能只是一廂情願的分析。
兩種思路同遭網絡漠視
這裡的問題不在於具體何為，實際上在一個人人自危的國家裡，以何種理由被捕都是有可能的。問題是，被捕者外邊的營救者採取了三緘其口的態度，不對外表態，信息透露非常稀少，既要保持一點公開性，又要控制信息呈現，這讓整個網絡失去了討論基礎。
廣州的郭飛雄案採取了另一種思路，將辯護書、自辯文件等放在微博上，律師也將辯護過程中受到的干擾、旁聽者受到的驅趕等信息一一公佈。儘管採取了與北京社運界完全不同的信息處理辦法，但應者寥寥。一隱一顯兩種應對思路獲得了同樣的效果，就是網絡漠視。
正如某些分析人士指出的那樣，單從社會運動的發展歷程看，它們在走入了現在的政治境況之後，越來越艱難。主要表現是線上動員與線下動作失去了聯繫，變成了無法呼應的兩個割裂狀態。這中間體現了當局的壓製手段，也體現了公共抗議的策略轉換。
失去網絡支撐
這一個轉折發生在浦志強案時。當時為採取公開的政治辯護還是低調的技術辯護，持有兩種思路的人在網絡上曾有激烈的爭執，發生過撕破臉皮的吵鬧，浦志強北京圈子裡的人對試圖採用高調辯護的斯偉江等人給予了不客氣的拒絕，兩下最後以“尊重當事人”的理由偃旗息鼓。
浦志強案的這種爭執公開化，尚且在網絡上呈現出來。等到涉入教育平權而被捕的媒體人曹保印被捕，網絡上只有很少的傳播，因為在私下里，為了避免激怒當局加重對曹保印的懲罰，他的朋友們已經自我審查，自覺地噤聲了，就像南周事件中南周編輯部的做法一樣。
這樣一來，就等於是主動削弱社交媒體等網絡工具對社會運動的支撐作用。考慮到大陸社會運動本來的羸弱特質，一旦網絡網民取消了支持，就等於將這些公共人物從網絡世界中“抹去”。不僅社會運動逐漸喪失了公共性，網民網絡也喪失了公共關懷。
從另外一個角度看，社運人士的朋友圈採取低調的做法，固然是「不為」，實際上也是「不能」。這兩年來，社交媒體在內的社群網絡已經發生了控制權上的轉換，當局已經牢牢掌握主動權，這讓發聲動員關注者變成一項危險的事，也在很大程度上削減了動員的積極性。
這種社運人士及其朋友圈所採取的低調策略，與他們被抓捕之前高調參與社會政治，形成了鮮明對比。而在抓捕後採取綏靖的策略，更抵消了這些人在社會運動中曾經積累的聲譽，對他們將來會產生負面的效果。同時，也讓網民產生了消極的情緒反應。
網絡關注下降
這從廣州開審郭飛雄一案上表現得尤其明顯。即使郭飛雄受到了包括紐約時報中文網在內的關注，儘管其律師團與支持者採取了高調的網絡文宣手法，仍然無法吸引足夠多的網絡關注——一個顯著的事實是，誰也沒資格要求同一批網民在京穗社運圈的策略遊戲中專注跟隨。
總之，上述新的變化一次又一次地證明，中國大陸的局域網活躍度在近年來日益下降，這已經累及那些嚴重依賴網絡的大陸社會運動走向衰退。當局通過網絡壓制與貼身緊逼的戰術，切斷線上與線下的互動關係，並讓恐懼感滲透進社運人士的朋友圈，最終扭曲他們的活動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