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水商舖遭縱火當天，我們剛巧在事發地點10米之遙處做垃圾桶調查。進行這次調查須要整天呆在水貨區，兼且不時「東張西望」－－朋友笑說我們沒有被警察當疑犯帶走，「應該偷笑」。

實驗的設計，是把垃圾桶當成主角，在桶內裝置攝錄鏡頭，模擬它的視點朝九晚五看世界，也看人們如何對待它，並拍成以下短片。水貨區不是我們唯一的實驗場，另外兩個分別在住宅區和商住區。

在後兩個調查點上，清潔工在調查期內只傾倒一到兩次垃圾，但在上水，目標垃圾桶平均每兩小時便要清空一次。清潔工倒完一次又一次，待下午三點終於失守，唯有臨時配置通常只留守垃圾房內的綠色大型垃圾桶－－但大桶只撐了五分鐘。傍晚六時，第二個大桶急急被派上陣，於是兩大一小的桶子彷彿「排排企食粉果」，令原本（行李）車來（行李）車去的街道更見擠擁。要知道，一個大桶的容量相等於五個一般垃圾桶，要不是有大桶撐住，清潔工大概要多倒二十次垃圾，才能「解救」現場滿溢的垃圾和被重重圍困的桶子。

圖：香港海豚保育學會

作為一名香港市民，我為到香港有豐富的生物多樣性和美麗的大自然景色而驕傲；作為一名海洋生態學家，我為到香港有稀有的海洋物種，例如中華白海豚和綠海龜而自豪。然而，我們的社會好像不太留意其他物種的存在，甚至漠視了牠們所需要的生存空間和食物。

中華白海豚「希望」的離去，正好反映了我們對海洋生物的無知以及對牠們所帶來的傷害。

我不會談論坊間對「希望」離世的責任歸究於那方，因為無人可以有足夠的認知去斷定把海豚送往人工池是否合適、如何營救牠、我們是否有足夠的人力、物力去營救牠，更枉論牠是否想被傷害自己的港人營救。反之，我想問題的關鍵其實是在於我們應該如何避免悲劇再次發生。

值得反思的是，我們是否真的有需要在香港的水域大興土木呢？香港以漁港起家，漁業曾經是香港經濟主要的來源之一。今日，我們捨棄了漁港和漁業的可持續發展，換來的是一項又一項不能逆轉的填海和超大型基建的工程。美其名是促進經濟的發展、增加就業率和滿足市民對房屋的需求，但實際的情況似乎是香港的海域會變得死寂、市民要倚賴在香港水域以外品質不受管制的漁穫、納稅人所繳的稅項支付了「大白象」的工程，以及市民無力支付在填海得來的土地上興建的豪宅或洋房。

( 原刊 avm review 30-01-2015)

這是一部看後令人心寒的電影，雖然故事背景是英國，但當我們把身處的香港代入其中，便會感到有很多相似之處。

《驕子會》｣（The Riot Club）改編自舞台劇《Posh》，由女作家創作，故事發生在英國歷史悠久的著名學府牛津大學，相傳校內有一秘密會社｢驕子會｣（The Riot Club），會員都是身家豐厚的名門望族子弟，他們要學前人，在大學生涯中縱情聲色，享用美洒佳餚，和性愛之歡。

故事原型影射18世紀成立牛津大學 “The Bullingdon club” , 據說會員愛模倣創辦人的行為，大力敲破洒杯及瓷器，以表達豪邁作風，電影開始時也有交代這位驕子會始祖的｢事蹟｣，他是在偷情時被撞破而死於對方劍下。驕子會成員行為放肆，但絕不是流氓，反而是表面彬彬有禮，說著傳統舊式英語的君子，他們破壞力強，但不佔人便宜，他們個個恃才傲物，以為金錢可以收買一切。

有說打倒共產黨，要有實力，要以暴制暴。但實力為何指暴力呢？首先，現代國家的定義在於合法壟斷暴力。策略上，跟具備無限資源的國家機器，在暴力意義上比併強弱，實屬不智。

其次，暴力一旦稍有差池，以暴制暴可能就成了以暴養暴。因差池會引發民眾恐懼和治安需求，國家隨之獲得更大暴力的通行證，正當的反抗更遭污名化。

如果實力就是暴力，那政治將退化為原始衝突。因而，公民社會該以另一眼光看待自己的實力，並從對手最缺乏的東西來自我定位。這個政權不是虛偽、缺乏認受、時常訴諸強迫嗎？如是，公民社會更應反其道而行，以道德、非暴力和相互說服來自居。

例如，9‧28抗命者和平舉手，勇敢貼近防暴。這裏的人民，不是以暴易暴，而是以被動為主動，即以和平但不服從來展示強力的荒謬，以承受暴力來展現暴力。這力量來自道德，而非原始暴力。又說，甘地鬥爭奏效，因為對手是英國人而非共產黨。

可是英國殖民其實充滿暴力。先不說甘地及許多印度民族主義者，一生多次出入牢房。臭名昭著的莫過於1919年的廣場屠殺，英殖民者戴爾下令向和平集會的民眾開槍，死傷千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