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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就評論人梁文道的文章，網上評論得興高采烈。在網絡裏，什麼投共、維穩、北上搵食、文化人為當權者搽脂抹粉等批評如黑色暴雨般擲下。彷彿不抨擊就是敵人，無論你抨擊的是中共、曾鈺成、幕後出錢者、提供膳食的餐館以至收300元撐場但其實什麼都不懂的老臨。
以往讀關於「統識」（hegemony）的理論，異見思想家將其激進意義演繹為一種串聯及「再」定義的操作。例如回歸後2003年，無論身處在政治光譜什麼位置的團體或黨派，幾乎都可以在「董建華」這個共同敵人前聯結起來。十年人事，香港現在的「進步力量」已幾番新，統識的操作已毋須在「共同敵人」前聯結最大的力量。恰恰相反，現在的操作就是無限擴充敵人的邊界，草木皆兵人人自危。效果上，任何的歇斯底理都被允許，因為自我是弱勢，是被圍堵的最後良心。
但這關於形式、關於效果的討論還是其次。就請一大班不知就裏的人作為建制派的打手，究竟惡（evil）在什麼地方呢？眾所周知，即使反高鐵萬人（不收費）包圍立法會，最終也無法阻止撥款。真金白銀出錢請臨記在立法會外造勢的「惡」，與議事廳裏正要通過的法案的「惡」，並不重疊。
香港應該有一個怎樣的文化政策呢？文化局在推動和發展香港文化應擔當怎樣的角色？為此，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碩士課程與獨立媒體（香港）請來了西九文化區管理局表演藝術行政總監茹國烈、香港兆基創意書院校監黃英琦、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教授陳清僑與50 多位文化界友好，一同討論文化政策和文化局的挑戰。
文化界討論成立文化局，歷時已有二十載。回歸前，文化人已提出如何脫離殖民地以「文康」為主導的文化管理，制訂政策，幫助本地文化藝術發展，促成了香港藝術發展局的成立。文化局隨着新一屆特首上任而定音，坊間就它的角色有不少討論。親中陣營認為文化局要發展產業，擔起愛國教育的責任，引起文化局會變成香港中宣部的憂慮。
茹國烈：民間如何推動文化
茹國烈指出，早於1994 至1995 年間，民間及政府已開始討論香港的文化政策，以及藝發局所擔當的角色。當時，文化界把藝術教育也包含在藝術發展的領域內。1998 年的教育改革，中小學加入了很多文化藝術的科目，同時，1990 年代大學學位增加，亦新增了不少文化相關的科目，如文化研究、比較文學等。除教育外， 「文化產業」這概念在2000 年引進香港，以往一些被視為與藝術不相關的行業，如電影、電視等，亦被視為文化政策的範疇。「電影發展基金」就是在2000年後成立的，不過它隸屬於經濟及商業發展局。
候任行政長官梁振英在5月22日星期三，以同一篇文投稿報章，獲六份報章包括《明報》、《新報》、《晴報》、《香港商報》、《大公報》、《文匯報》同日刊登，指責立法會「拉布」，又引述《明報》民調表示市民不支持拉布。梁甚至連立法會事務委員會要求開會，也指為「拉布」的一種，拖延其改組政府的建議，影響其落實社會福利政策。
歷任行政長官之中，梁振英大概是將「香港七百萬人」掛在嘴邊掛得最多的特首。明明是小圈子的產物，他卻臉不紅耳不赤的宣稱要做「七百萬人的特首」。最近一次，針對「拉布」，他說「立法會並非屬於那六十個議員，而是香港七百萬市民。不滿的話，大家一定要出聲」，又語帶威嚇說「拉布癱瘓香港」。這裏，什麼三權分立或議會內少數派多數派互相制衡的原則，他都隱去不說了，而是像青蛙跳般，一下子跳躍到直接發動人民討伐議會的立場。這種「以人民之名行威權之實」的新統治趨勢，可歸類為「民粹主義式威權」。
首先，和其他威權一樣，它的本質是非民主和缺乏權力制約的，但跟別的不同在於，它號稱自身的權力基於民眾的集體意願。弔詭而重要的是，這一權力的本質雖然是自上而下，但它的正當性來源，竟是建基於號稱的「民眾」。「民粹式威權」的出現，跟香港社會的轉變有關。近年，社會上瀰漫對財團富商的不滿情緒，八十年代確立「以資產階級為主體的各階層聯合政府」的港人治港模式（引述自前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許家屯），已隨唐英年敗選而宣告死亡。新上陣的梁振英，至少在口頭上，不再把管治的正當性基礎，建基於財團和精英的認同和合作，而是面無懼色地訴諸人民。所以， 「民粹式威權」也是幹部治港的一項特色。
Google的不為人知的議程：對隱私的態度已不如以往，某些國家也注意到了。
原文作者：DAVID ROSEN
原文刊於AlterNet.
翻譯原文：Google’s darkening agenda
翻譯：歐輝鵬
文：wing
早前當輿論著乎於梁唐之爭時，曾蔭權政府的最後一份財政預算案已經通過。這位殖民政府出身的特首多年來將「大市場、小政府」這六個字看成是金科玉律，但一二至一三年財政年度的預算案卻預計公共開支會佔本地生產總值21.4%。這不但比零七至零八年度的不足16%要高得多，且超過了前財政司司長梁錦松所訂下的20%指標。
公共開支佔整體經濟的比例，常被引用為一個政府是左是右的指標。這指標有一定的參考意義，但如果左右的意思主要是指政府究竟為甚麼階級和群體的利益服務，我們就更要看清楚開支上升後誰得利最多。本文的其中一個目的就是探討曾蔭權時代公共開支增長背後的意義。
不過，在開始討論開支時，讓我們先談收入。一個政府要加大公共開支，理論上會想辦法開源。但曾政府卻從來沒有展示增加稅收的企圖心。儘管汽車首次登記稅、煙稅和豪宅交易印花稅都曾被調高，但這些政策本身都不是為了令政府財政更豐厚而設的。相反，政府最主要的兩項稅收──利得稅和薪俸稅──其稅率都曾在曾蔭權執政期間下調。
為大資本家減利得稅
感謝《明報》及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碩士課程及香港獨立媒體，拙文《音樂示威——在惡法通過前，我們談的是‥‥‥》在今天《明報．世紀版》刊出。編輯經過擬題及編選，原文現在貼出，以供參考。
在原文上，跟編輯交待不好。日本樂隊Toe的資料，實由另一位講者王津玨提出，而非Masta Mic。筆者僅此抱歉。
原文：《本地獨立音樂：快樂先行 毋求於人
——記「獨立音樂的空間政治」討論會（MCS X InMedia 文化維穩與起義沙龍之二）》
上週五，由MCS(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碩士課程) 與香港獨立媒體主辦的《文化維穩與起義沙龍》的第二場，於富德樓舉行。那晚我們討論香港獨立音樂形態與發展空間，說著說著，又拉到去「網絡廿三條」與文化局的話題。
農民鍾先生在唐人新村種菜廿多年，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他拿着政府的發展範圍圖，聽我們解釋一時之間難以明白的程序，不知如何是好。
都說香港鬧房屋荒，所以當政府提出要開發新界鄉郊時，大家都拍手叫好。今日(五月廿二日)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討論「元朗南房屋用地規劃及工程研究」，政府打算向立法會申請四千多萬做研究，發展元朗十八鄉公庵路及唐人新村一帶約二百公頃土地為新市鎮。如果議員不仔細看，似乎也會無風無浪地舉手通過。
然而，在城市侵蝕鄉郊、收地逼遷直至發展新市鎮整個過程，實在還有許多問題不應輕易跳過。諸如，研究範圍這個綠色地帶是誰定的？背後有什麼準則？目前在綠色地帶內生活和謀生的人，對新發展有多大的發言權？他們不想被迫遷，可以怎辦？政府近年很喜歡的「公私合營」背後到底有什麼盤算？誰的利益被犧牲了？新生產出來的城市空間，應按什麼原則去做，才能避免像天水圍和東涌那樣單一化？
今年「國際不再恐同日」，主辦團體粉紅同盟找來葉劉淑儀做代言人，引起其他同志團體不滿，指不應邀請一個在人權、法治和言論自由上，表現有諸多問題的人來代言。此事讓我想起八十年代，我參加的婦運組織新婦女協進會（婦進）也曾出現類似爭論。雖然婦進的爭論跟同運今次不盡相同，但二十多年後回望，婦進的經驗也許可資借鑒。
上世紀八十年代，香港的婦女運動和議會民主化剛起步，同時倡議兩性平等和爭取民主發展的婦女組織寥寥無幾，婦進可說是其中的表表者。記得當年區議會和市政局選舉，婦進都曾積極支持一些政治和平權理念跟婦進相近的人參選，尤其是社區組織的基層女性領袖。與此同時，一些婦進認識或不認識的候選人，也會主動尋求婦進支持，婦進執委會會議因此常要討論應否支持某位候選人。婦進為此訂下了兩個條件：一、候選人是否有促進兩性平等和爭取女性權益的政綱；二、候選人是否女性。
如果候選人符合兩項條件之一，婦進會根據候選人其他政綱進一步考慮。由於婦進鼓勵女性積極參與公眾事務，如果候選人同時符合兩項條件，婦進原則上便會支持她。但是，1988年工聯會的陳婉嫺尋求婦進支持參選區議會時，婦進內部出現了激烈的爭論，一些活躍於工運的會員認為不應支持陳婉嫺，因為工聯會是中共的附庸，並不真正代表工人利益。但是，婦進執委會最後還是通過支持陳婉嫺，一些會員因為不滿執委會的決定而退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