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ppy Charity可能是英國最高調，最成功的慈善活動。由十月開始到11月11日紀念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國殤日（Remembrance Day），走在英國街頭，會見到很多人（且不止是老人）身上都佩戴著一朵紅色的小罌粟花，悼念在大戰中死去的軍人。這些Poppy同時也是慈善捐款活動，籌來的款項會用來幫助前軍人和現役英國軍人。電視新聞主播一樣會戴著它上鏡，Poppy appeal幾乎是國民身份的一部份。

然而我對這個活動卻毫無好感。戰爭本質醜惡是最根本的原因，如果這個原因太虛的話，就想想英國軍隊在伊拉克﹑阿富汗的種種戰爭罪行。而其實，回到1914年，那些被推上戰場，卻因為討厭戰爭或恐懼而逃避軍役的公民，會被軍事法庭以叛國罪即時判處死刑，被自己的同僚槍斃。沒錯，在那個時代，那些士兵都沒有選擇，然而「為國捐軀」背後，是歐洲各國的帝國主義擴張造成的衝突，戰爭只是擴大某些特權階級利益的手段，而士兵不過是時代的炮灰，可悲復可憐。不認識一戰（和所有戰爭）的本質，以為Poppy Charity只是單純地紀念死去的軍人，覺得支持了Poppy Charity就很「愛國」，是「好英國人」，那畢竟是膚淺的。

Photo: Daniel Antel/Flickr

以藝術家來說，Dmitri Vrubel 無論如何也談不上知名，你多半沒聽過他的名字，卻肯定見過他的作品。出自他手筆的「My God, Help Me to Survive This Deadly Love」正是柏林圍牆上辨識度最高的作品。

很多人以為畫家用藝術惡搞國家領導人，其實畫是根據一幅新聞圖片畫的，照片攝於1979年10月7日，時任蘇共總書記的勃列日涅夫到訪柏林，參與民主德國（即東德）建國三十周年的慶祝活動，與東德元首昂奈克接吻。冷戰時期，親蘇國家的元首會面時都以「社會主義兄弟之吻」互相問安，即左右交替互吻臉頰三次，但如果元首之間特別熟絡，則會以親嘴代替親臉，勃、昂二人就是一例。畫作完成後，有人批評畫家幾乎照抄原來的照片，了無新意，但他以德文和俄文下的注腳其實頗有意思：「My God, Help Me to Survive This Deadly Love」一方面可視為勃、昂二人的內心獨白，也就是把他們當成戀人來惡搞，另一方面那當然是許多東德人的心聲：國家與老大哥蘇聯交好，對他們而言就是死亡之吻。

（獨媒特約報導）「民主，是一個進程，不僅是一件事情。」作者、城市規劃專家Adam Greenfield於11月4日在中文大學的「The City is Worth Fighting For 」研討會上一直強調。民主，是一個有關認知、深信和增取的進程，而科技則是能成為促進這三個進程的重要元素。

Adam Greenfield畢業於美國紐約大學，是第一個把資訊科技傳播與城市發展進程扯上關係的學者。社會科技發達，應有盡有，智能手機的出現更促進資訊傳遞。Adam推崇國家要致力發展「智慧城市」，但他指的不是一個超智能的城市，而是一個能夠以新科技把資訊組合再激發人類思想，推動人民追求夢想的城市。他又言單靠發展外在的科技是不著邊際，他提倡以科技整理資訊，令大眾認識本土城市，提高歸屬意識，和以科技促進社會發展計劃，加強城邦市民的聯繫性。

以科技整理資訊 提高政治意識

（獨媒特約報導）在金鐘夏慤村，六瓣扇葉隨風而轉，利用夏慤道特有的強風轉為電力，這一朵白色的花支持著民主遍地開花、為自修室的學生帶來生生不絕的光明。這一朵花由Facebook專頁「MTR Service Update」的數名成員發起，與透過雨傘運動所認識的工程師、電工師鄰里、木工和其他村民，約二十多人共同建設，希望透過低成本的再生能量供電給整個佔領區，讓運動能長遠地走下去。

在港鐵工作的李先生是MTR Service Update的其中一員，他與一眾有心人建設風力發電站，是為了回應警方指責佔領者偷取燈柱及安全島電一事：「我哋冇咁嘅需要去偷電」，同時也是支援自修室的用電量。據李先生了解，現時自修室靠一部發電機發電，運作每五、六個鐘後便會斷電二十分鐘，眼見發電機「長貧難顧」，即使有市民捐油入電也要停二十分鐘。另外，油價又貴，捐油又不穩定，他們便決定建設一台成本為一千元的風力發電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