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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阿美（左翼21成員）
8 月6日，下午四點起，美乎九巴車廠，六十多名穿制服的九巴休班車長，連同四十多支持的市民，要求九巴管理層接收九巴員工協會的訴求書，龜縮的九巴管理層拒絕接信，直至晚上七點，仍不見蹤影。司機封鎖車廠兩面出口，決定輪流通宵靜坐，堅守，要求公司正面面對車長訴求。工友們高叫：「合理加薪，年終酬金，一視同仁」、「兄弟同心，抗爭到底」。
賺大錢‧加價‧施捨式加薪
他們的訴求很簡單：加薪2.2%，恢復給2004年入職後的司機發放年終雙糧。有兩個數字，令這個訴求顯得異常卑微：九巴2009年的純利是6.8億，前段時間九巴向政府申請加價6.8%。而九巴只肯給司機加薪1.8%，為了這0.4%的差距，工聯會下的汽車交通運輸業總工會九巴分會竟譏諷堅持爭取的司機為了一天一元，「丟棄服務乘客的責任，發起罷駛、按章工作，背後目的是「撈政治本錢」」，指抗爭司機妄顧公眾利益。我用腦袋再加上屁股，都想不通，這個是什麼邏輯。第一，一個年賺6.8億的公司，卻吝於給工人「一天一元」，倒底是誰可恥？第二，年賺6.8億，卻要求加價6.8%，究竟是司機妄顧公眾利益，還是這些貪得無厭的公司？
西貢大浪西、新界東北馬屎埔與及禁區範圍近年惹來了貪婪的地產利益，政府都同以「公私營合作」的模式協助他們推動發展。而在新界西近米埔／后海灣的一帶的豐樂圍，大片魚塘濕地也面臨「被保育」，又是以「公私營合作」之名為地產商在這些「高生態價值」的土地上開綠燈，居民亦將被禁絕於他們成長的鄉郊生活。
文：李峻嶸、黃俊邦
在香港，罷工一直不在人們的認識之中。然而每日有300萬人次乘搭的公共巴士，勞方目前都正與資方就加薪幅度進行談判，勞方並考慮罷駛。近年一直走在本地工運最前線的新巴職工會，已初定下星期一號召司機罷駛。截至今日星期五晚上六點，勞資談判仍未能就加薪問題達成協議，原定的罷駛行動將會付之實行。為聲援新巴，城巴職工會也會發起按章工作行動。另一邊廂，九巴員工協會及龍運工會除呼籲員工星期一聲援新巴外，亦會於今日星期五集會，與勞方談判，並考慮罷工，向剛提出大幅加價的資方爭取合理薪酬。
巴士工會的運動，看似風風火火，我們可以一下子將時間線拉回21年前。
八九年中巴大罷駛 觸發工聯會與工人矛盾
今天 (八月三日) 一早就玩收到舊同學的短訊，說母校觀塘瑪利諾書院（下簡稱「觀瑪」）又再多一位 10A 考生。遇上這種消息，必然會有很多同學及校友引以為傲，但筆者每當想到觀瑪歷年的轉變，卻是卻開心不起來。筆者希望各位校友及師弟細心想一想，究竟你心目的觀瑪最值得自豪、值得珍重的是甚麼？愚見認為並不是 10A，而是我們曾經有一個民主的校園，以及曾經擁有一個與別不同的 art room (美術室)，帶給我們很多只有在觀瑪才會出現的校園生活。
觀瑪的民主學生會架構
據筆者所知，觀瑪是香港中學之中少有地擁有架構完整的學生會四權分立制度，分別為仲議會、代表會、幹事會及編委會，四權互相監察及制衡，而整個學生會的最高權力機構為全民投票，有重大事件或分歧時可作出裁決。有師兄不時向筆者強調，觀瑪編委會發行的是學生報而非校報，學生有完全編採自由，與一般中學由老師主導有重大分別。此架構與一般中學相比可能較為複雜，早年師兄爭取在中學成立這嚴謹的架構，是因為信不過老師嗎？我相信不是，而是希望同學在校園中就認識及參與民主體制，在實踐中明白其理念、限制、長短處及對一個群體的重要性。
六月三十日立法會二讀《通訊事務管理局條例草案》(草案)，建議合併廣播事管理局和電訊管理局為通訊事務管理局(通訊局)。該會議中提出文件<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通訊事務管理局條例草案》>中指出通訊局成立理據，是「科技發展一日千里 ，電訊與廣播之間的傳統分界逐漸變得模糊，兩個市場正出現匯流。」(頁一)，政府參考英國和澳洲的經驗解釋合併管理乃是國際潮流。
立法會議員和公眾卻擔心該局的管理委員會涉及電台、電視和電訊，權力過大，成員委任乏民意基礎，擔心影響言論和表達自由。
現在草案的起源應是二零零四年，政府諮詢文件中建議合併兩局，將相關條例整合為通訊條例。今年，政府落實這封塵已舊的諮詢，局長劉吳惠蘭身先仕卒到台灣考察，「今年三月初，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劉吳惠蘭曾率團到台灣交流，參觀過台中電視及網上多媒體公司後，她形容全球廣播與電訊業界綫已愈趨模糊，政府今個立法年度內必向立法會提交合併電訊管理局及廣播事務管理局的條例草案，以成立一個全新的通訊事務管理局」(13/6/2010,星島日報)。
香港電台報道，今年會考，有一名患有色弱的學生考獲 8 優成績，他表示，最需要克服的，是分辦化學科實驗結果的顏色轉變。或者，還有其他弱勢學生，通過努力，通過奮鬥，考獲佳績，起碼是令人滿意。這些，都是任何教師所樂見的，應予恭賀及肯定的。
如此，或會給融合教育打氣，甚或讓教育局挪用(appropriate)，作為支持融合教育政策的理據。
然而，應予區分的，是「融合教育」和「融合教育政策」，這也就是說，「作為教育理念的融合教育」和「作為政策於本地推行的融合教育」，又或者「理想的(甚或可接受的)融合教育」和「現實的融合教育」、「個別較佳或成功的融合教育」和「有損學生利益或起碼不算成功的融合教育」，均是應予區分的。
不要說學校或教師都不接受「融合的理念」，或不明白「融合的好處」，問題是，理念和理解，改不了有心無力的現實。改正理念和理解，改善策略和方法，效能只及小部份，環顧今天香港學校的教室，恐怕教師有心無力的仍佔多數，利益受損的，到頭來仍是學生。
關鍵仍然是資源，或者說是資源的水平，並未提供足夠的空間，給教師按真正的融合教育施教。換句話說，教師未能給有需要的學生足夠的照顧或「差異教學」(differentiated teaching)，因為教師或學校還沒有足夠的空間(也就是沒有足夠的資源)。
2010年8月1日，是《内安法令》（Internal Security Act，ISA）颁布50周年。马来西亚民间党团以组织烛光集会以纪念这个重要的日子，而马来西亚政府则以镇压集会去迎接《内安法令》50岁。
尽管今年的《内安法令》没有如去年般在首都吉隆坡举行的声势浩大反对内安法令大集会，由民间团体和政党组成的“废除内安法令运动”（Gerakan Mansuhkan ISA，GMI）号召于2010年8月1日在国内多个城市举行烛光晚会，包括了雪兰莪州八打灵再也、槟城州乔治市、霹雳州怡保、吉兰丹州哥打巴鲁、砂拉越州古晋等地。
思想仍然被框在殖民统治时代的马来西亚皇家警察，采取的高压的手段阻扰反对内安法令烛光集会的进行。警方在雪兰莪州逮捕了30名参加反对内安法令集会人士，槟城州有4人被捕，而吉兰丹州则有2人在集会后被捕。所有被捕人士在警局录完口供后于8月2日凌晨获释。
包致金姪女案引起市民群起質疑法治的風波，不少人的自然反應，就是質疑法治判刑過輕；用以往的判例襲警案的判刑往例來看，這點質疑乃合理而有力的，然而問題是否就是「過輕」這樣簡單呢？問題是否就是律政司應該重判此被告，司法不公的問題就可以解決呢？
所謂司法不公平，就是今日的制度無法做得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一個重判，一個輕判，有兩個可能性，第一個可能性，就是過輕了，正如大家所質疑的一點；第二個可能性，就是以往都過重了，但這點大家卻沒有考慮過。
不妨看看立法會的的文件：
律政司刑事檢控科在《2008刑事檢控科工作回顧》中匯報，2008年香港原訟法庭及區域法院的定罪率分別為94.8%及92.6%。
1 在一本廣為人知的法律書籍Archbold Hong Kong 2010的序言中，郭兆銘資深大律師對香港的高定罪率表示關注，他寫道，香港的定罪率「可能接近北韓」，而「統計上，被拘捕者幾乎肯定會被判處監禁」
2。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形容此意見為「考慮不周、失言」，以及「毫無道理、全然理解錯誤」
不管是零五年還是今年的政改方案爭辯期間，民主黨及其支持者都曾引用波蘭團結工會當年與波共的圓桌會議作例，以此來支持「溝通」與「妥協」路線。說來巧合，他們是否知道，當年團結工會的一位鼎鼎大名的波蘭知識份子米奇尼克（Adam Michnik）剛訪問了北京，後來更路經香港？米氏在北京期間跟不少「非官方」知識份子見面對話，包括崔衛平、秦暉、徐友漁、許志永等等。
1989年，八九民運被鎮壓了，中國在中共統治下急速「走資」；在地球另一角，東歐及蘇聯的共黨紛紛倒台，融入西方資本主義世界。不同的命運之間是否有著某種連繫，二十多年後，還是說不清，是歴史的偶然還是必然？
這次波蘭與中國知識份子的對談背後有著說不清的歴史連繫。米氏自問不了解中國，只能為他的中國朋友打打氣。至於中國公共知識份子，關心的當然是政治轉型，念茲在茲的是，為甚麼波蘭能，中國不能？這說法也許太簡化了，沒有人期望有簡單的答案，崔衛平較早前便很用心翻譯及編了一本米奇尼克文集﹣﹣《通往公民社會》，在互聯網上流通。
每天都有多事情發生，而我們並不知道。每天都有不少哥哥仔（男性性工作者）抵達香港，四出迎接撥了電話登入MSN的男客。他們或跟我們乘坐同一班地鐵，或於路上擦肩而過。每天開往羅湖或落馬洲的火車，一列一列把需要暫時脫離壓抑生活的同志，送往深圳各區，同時又一車一車把另一批運回香港。我們對於情慾的流動，知道得實在太少。
因為認識貧乏，我們價值觀念裏往往充斥既定而失實的印象。基佬不是娘娘腔就是色情狂，人妖一定變態，妓女的身世肯定坎坷，周身賤格，一世不得翻身。如今，形象專業而得到社會認同的醫生都需要站出來為「癲癇症」易名，去除歧視與誤解，就知道看似繁華先進的香港，尚存不少偏見。我們越大聲排斥一些「不正常、不正當」的人和事，就越顯得我們無知，及愚蠢。《性路無疆深圳男性性工作者口述歷史》是本難得的結集，讓我們有機會聽聽生活於另一處境與文化下的朋友的經歷，發現賣淫及男同性戀並不是我們想像中的污穢與厭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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