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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媒特約報導）學聯昨日（6月2日）在銅鑼灣時代廣場舉行六四論壇，討論六四對香港的意義及港人的身份認同。文化評論人陳景輝、社民運副主席黃浩銘均指出，八九民運是民主覺醒的爆發點，學苑前總編輯梁繼平則認為，港人參與六四運動是中英談判及信心危機的政治背景所推動。對於支聯會的悼念方式，梁繼平批評是偏安主義，又建議晚會地點改至解放軍面前；黃浩銘認為「反共爭民主」與身份認同沒有衝突，悼念形式可以多元。
八九六四是民主覺醒？還是政治脈络？
陳景輝指出香港在1989年曾經出現大規模的遊行，「當時在5月19至20號，香港人冒著八號風球上街遊行。係5月21日有100萬人遊行，當時560萬人，佔左5分之1！」他又指出當時第一次在跑馬地遊行，象徵香港人並不是中共所言「馬照跑，舞照跳」，而是變成懂得追求自由民主，而當時馬場第一次為港人開放，連馬場的告示板都顯示支持民主字眼；當時小學也停課，很多人走上街頭，帶上燭光及黑絲帶。「八九香港可能冇佔領區，但係辦公室、學校、甚至馬場都中斷日常，成為爭奪民主的地方！當時支援過程，我哋重新理解自己，創造了自己！」
（獨媒特約報導）昨日傍晚，香港中文大學社工系的同學於大圍火車站外舉行「六四報哀音」活動，以歌聲和反諷短劇喚起市民對六四事件的關注，傳承八九民運精神。同學表示，今年參加和觀看人數明顯較去年少，但與市民之間的交流卻更見豐富，不少市民分享自己參與去年雨傘運動的經驗，更有中學生在留言板寫下自己對六四的想法。面對雨傘運動後的社會分裂，參與「報哀音」的同學希望大家從歷史中學習，連結六四與香港的學運精神，堅持追求民主自由的社會。
馮同學
模式改變 由學生領導
「六四報哀音」今年已踏入第五年，活動原本由「沒有製作」開始，然而團體認為應該把主導權交還學生，故各大專院校今年自發組職團隊落區，並透過成立聯校委員會互相配合。
港大經濟學講座教授王于漸
（獨媒特約報導）立法會資訊科技界議員莫乃光昨日（6月2日）舉辦「IT人論政改」研討會，邀請到港大經濟學講座教授王于漸、自由黨主席鍾國斌、前線科技人員歐灼鏗以及IT呼聲成員邱祖淇討論政改方案。鍾國斌指「袋住先」比原地踏步好，王于漸指香港像是「3歲小孩」，北京不會放心香港自己選特首，認為香港人要有智慧，不要讓北京生氣。邱祖淇反駁「袋住先」令特首可恃選票推行惡法。
莫乃光開場時提到政改的討論空間嚴重不足夠，方案提出方案的時間他指僅是由1月到4月是完全不足，只見政務司司長林鄭一次及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源兩次，批評政府無心讓政改通過。
（獨媒特約報導）建制派色彩濃厚的公屋聯會主席王坤接受網站「港人講地」訪問時揚言政改方案一旦否決，會發動所有公屋街坊踢走泛民，「你剝奪我的選票，將來我便剝奪你的席位。」王坤認為泛民集體反對政改如騎虎難下，是「講大咗」，並表示修正自己的觀點看法不等於是轉軚，不代表沒有立場，呼籲泛民議員轉軚，「我第一個出嚟撐」，謂轉軚的議員是「英雄」。影子扶貧會成員、社工陳紹銘回應指，假普選選出的特首只會靠攏地產商，質疑王坤是否關心公屋居民。
短片一出，同為公屋住戶的社民連梁國雄回應指其言論「好笑」，建議他多做實事為公屋居民爭取權益，例如爭取恢復租金封、將公私營房屋比例改為七三比。
團體具建制派背景
（獨媒特約報導）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昨日（6月2日）就《刑事罪行條例》第161條 「有犯罪及不誠實意圖使用電腦罪」（下稱第161條）討論。雨傘運動期間，警方多次以此罪名拘捕網民，最新一宗事件為「恐嚇屈穎妍」。會上，多名泛民主派議員狠批條例涵蓋範圍過寬，違反立法原意，淪為執法機關作政治檢控的「萬能Key」。但有建制派議員則認為條例應再擴闊，民建聯鍾樹根表示「基本法都唔講立法原意啦啦！電腦都唔可以講立法原意！」最終委員會以1票之差否決將條例提交法律改革委員會檢討。
涂謹申：「創造電腦世界的以言入罪」
民主黨涂謹申批評161條確被執法機關濫用，用作以言入罪的工具。涂謹申指執法機關看準161條字眼定義較闊，便嘗試擴大立法原意的適用範圍，「試下拉、試下裁審署點判」。涂謹申表示法院平情地看，很多例子也只能「焗住話有罪」。他批評161條是「創造電腦世界的以言入罪」，現實中不會列作犯法的言論，在電腦發表卻表示犯法。
梁國雄：莫須有
圖：天山網
文：張巡
據上個月陸媒報導，《財經》雜誌 母公司財訊集團聯手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和阿里巴巴，三方聯合組建新媒體機構「無界傳媒」，首期投資為億元級別。曾參與無界傳媒創始初期相關活動的上海交通大學媒體與設計學院講師魏武揮透露：成立無界傳媒的初衷，是「對新疆的宣傳」。
近日有消息顯示，為「無界傳媒」出面的資方是新疆宣傳部，當屬網信辦系統。眾所周知，網信辦對新媒體的操控和利用一向持高度重視態度，「宣傳新疆」、「促進新疆發展」或許只是廣告的模板，應對棘手的新疆問題做專職輿論引導、建立強化當局在中亞的語話權，疑似實質性目的。
香港時間2015年6月3日凌晨約一時，剛連任國際足協會長一職不僅四天的白禮達宣布辭職。他將留任至預計在十二月到三月間始能舉行的緊急大會。在緊急大會上，將有新任國際足協會長誕生。
自從成功擊退阿里的挑戰後，白禮達過去幾日仍然擺出「戰鬥格」的姿態。他突然掛冠而去的原因耐人尋味。值得一提的是，在六月二日，有關貪腐證據的火頭已燒到白禮達的得力助手：國際足協秘書長Jérôme Valcke 。
本社早前已提過，美國司法部的公訴書提及過一筆南非政府承諾給予前國際足協副會長兼前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區足協（CONCACAF）會長Jack Warner的巨款。星期日，有南非媒體透露現任南非足總會長承認有巨款由國際足協從原給南非主辦2010年的款項中抽走，並打到CONCACAF的戶口中。六月二日的《紐約時報》指Jérôme Valcke是負責匯款的國際足協高層。但國際足協即發表聲明否認，並指該筆匯款是由阿根廷籍國際足協執委，曾任國際足協財務委員會主席的Julio Grondona授權。而 Julio Grondona已於去年過身。
中港之間的關係其實一直在變，發展到今時今刻，無疑是中國政治經濟結構變化的結果。自從零八年國家發表《珠三角地區發展改革發展規劃綱要》，香港已在後金融海潚時被納入整個國家城市系統來定位，從而服務中國產業佈局昇級；現在我們亦將進入所謂「後政改年代」，簡單來說，就是一種三十年來香港政治時間破滅的失序時空，將會長時期停留作一個充滿金融資本利益的偽民主政體，比起過往政制民主化問題，未來香港政治爭議的構成將更大程度屬於這種新中港城市的論爭，局勢使然，無處迴避。
有人會說今日中國已「走資」，但其實在城市發展的邏輯上中國仍相當國家社會主義，思維依舊是毛澤東所說的「全國一盤棋」：任你一個城市充滿著無限差異及潛能，在天朝腳下的城市都只是一隻強制被國家安排某種功能的棋子，服務國家的全局。而在可見的未來，香港的功能只是被國家分配作一個實現中國崛起的金融服務都市，亦即梁振英自我理解為的「超級聯繫人」(又稱「萬能插蘇」)，直到能被上海及前海取締的一天。
香港一旦進入了這套國家城市中的層級系統，別以為這種高度簡化的功能分配只是對香港一個冠名而已，它事實上將會帶來香港仍然未有認真理解，但部分已經發生的數個後果：
韓連山昨天在《獨立媒體》出了篇文章，直接質疑民主黨會在最後關頭轉軚，又預測民主黨會作「華麗轉身」，轉軚支持8．31政改方案。
筆者現在逐點反駁韓先生。首先，在2010年泛民與中央傾政改方案時，是由民主黨提出超級區議會概念，親北京人士最初也反對此方案，又說中央一定不會接受，但到最後關頭，中央轉軚，接受了民主黨提出的超級區議會方案，而非民主黨轉軚。同時，對上一次政改談判的目的，是要求北京呈現2017年落普選行政長官的承諾，由始至終，民主黨並無改變立場，一直以爭取真普選為目標。這次改方案也是一樣，民主黨由始至終反對「8．31」框架下的任何方案，直至現在，民主黨立場如一。
韓先生在文章中提到，北京可能在最後關頭提出將公司票轉個人票，以誘使民主黨派轉軚改為支持政改方案。這一點，韓先生的推測並沒有任何基礎，民主黨亦多次申明，中央如單單提出將公司票轉個人票等小修小補，民主黨必然反對，亦不會轉軚。
本土派學生張昆陽說道：「我們當中有許多人不喜歡（六四）晚會，因為它隱含我們是中國人的概念」。過去二十多年，六四晚會也好，日常各種場景也好，究竟「隱含」了我們是甚麼人？
我過去從來沒有想過這個問題，現在卻經常被迫問，可是，我還是沒有答案。六四之後，中共大搞「愛國主義」，香港邁向回歸則出現大大小小的身份認及懷舊情緒，我與身邊不少朋友對這兩者都沒有太大興趣。有時，身份不明，歸屬不清，反而變成一種彈性。憑著左右逢源的身份標籤，在香港、中國大陸，以至華人世界進進出出。這既是策略，亦是處境。我們主觀認為，這是一個「後國族」（post-national）的新時代——一個不相信任何族群或國族認同邏輯的時代。雖然事後看來，這可能太樂觀了。
公民社會、民間社會、Civil Society
我們相信這是「後國族」時代，大概是因為，我們當年覺得，中國／香港的認同根本不是政治，政治在別處。經歷過1989年的國家暴力，大規模運動抗爭失敗之後，香港民主派政治人物與政黨借著「民主抗共」成長起來，也打造了泛民支持者。而我身邊一些批判意識較強的朋友，屬社會上的少數，他們跟社會運動親近，則對代議政治不大感興趣，甚至有時會有反感抗拒。他們提出的是另一種視野，我們大概可以由兩個關鍵詞來總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