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政事務局委託顧問公司所做的足球發展報告，自發表至今似乎頗得輿論支持。其主要原因，大概是報告除了「循例」建議增加設施外，更一針見血地批判了足總的架構充滿了利益衝突。民政事務局常任秘書長楊立門更已明言：足總如不改革，政府就不會提供額外資源予足總。連足總主席梁孔德也承認足總不改革的話便是死路一條，似乎足總大革新的機會並非那麼黯淡。

然而，在為報告所提出的方向喝彩時，報告所提出的目標卻是要受到質疑的。報告列出了多個衡量計劃成敗的準則，當中包括了足球人口要有全民的4%、職業聯賽的平均入場人數有5000人等。而最令人注目的目標則是：要香港足球隊在10年後保持在世界排名80名以內。

事實上，作為足球迷，如果真的能達到以上的目標，我必然會感到欣慰。但以上述的目標來衡量計劃的成敗又是否恰當？這原因有二。第一，報告所提的建議，無疑是為振興足運提供了多一些條件。但職業賽發展如何，香港隊的國際賽成績如何，卻是有眾多外圍因素所影響的。尤其是體育文化（很難想像家長會鼓勵子女以當職業足球員為志）與球迷文化（短期內足球迷會由電視機前回到觀眾席嗎？）的改變，卻不可能是短期能做到的事。因此，如果以以上的目標來衡量成敗，成功的機會未免太低。

令足總架構民主化

圖：遊行人士由高等法院出發前往警總，高呼道路歸於人民，堅持在馬路遊行

參與一月一日在元旦遊行的兩名示威者陳巧文及梁穎禮，早前分別被警方拘捕，昨午須到警察總部報到。約50名示威者在兩人前往保釋之前，先到金鐘政府合署律政司辦公室外示威，抗議律政司黃仁龍及警方政治檢控參與社運人士，特別針對到中聯辦示威的人士。是次遊行及集會均未經申請，示威者表示，是次遊行是公民抗命，反對公安惡法，不認同遊行集會事前需向警方申請。

圖：警方慣性拍攝示威者

《歲月神偷》在柏林揚威，故事以香港六、七十年代為背景，借市區重建局H19 項目永利街拍攝，添上一重懷舊及保育色彩。發展局後來在社會壓力及轉移社會對「強制拍賣九轉八」法案的焦點，戲劇性地將永利街從重建項目中剔除。筆者慕名入場觀賞本片，得到的卻是「失望」兩隻大字。影片從精英的視角出發，將六七十年代的時代背景抽空。雖然出現老街、木屋、家庭式手工業、颱風、懷舊小吃、馮寶寶等符號，雖然主角一家人是低下階層，但電影的中心，仍然是英殖時期少數本地精英，附以一套已然漸漸失去說服力，老掉牙的「獅子山下」的香港故事。

緬懷英殖時代六七隱形暴亂

電影海報大頭雖然是開設手工製鞋小店的任達華及吳君如夫婦，但故事的真正主角，是飾演哥哥的李治廷。李就讀英式名校拔萃男書院，他由讀書、初嘗愛情再到患血癌繼而病逝的經歷貫串全片，牽動其他所有人物。從哥哥角度投射而出的故事，再加上完全被淘空的時代背景，構成一幅「《金雞》式」力爭上流， 「一步難一步佳」的美好英殖時代。

自八九六四以來，香港一直擔當著支援國內民運發展的基地，每年六四都舉行燭光晚會，每次國內有民運或維權人士被捕，都會有組織或個人去聲援。

劉曉波因草擬《零八憲章》而被判十一年，譚作人因調查地震死難者名單和豆腐渣工程而被判五年，大家對共產黨進行黨內改革的希望幻滅，元旦遊行演變為衝擊中聯辦，正是憤怒的爆發。

中聯辦門外的警察

元旦後，在譚作人案宣判當天（二月八日），自己又去了一趟中聯辦，那天人丁不過廿人，但警察過百，而中聯辦的前後左右都遍佈鐵馬。更過份的是，警察不容許多於五名示威者在中聯辦門前示威，原因是「業主要求」。我從來沒聽過有這麼荒謬的執法。

正如人權監察所言，香港的示威集會自由，正在萎縮。而網友也點出，新年以來，所有政治檢控，均與中聯辦有關，見下圖：

「滑稽」的示威

台灣的朋友，擔心地電郵我，說香港的情況境落得如此糟糕。我淡淡然說，現在示威都要有被捕的心理準備，話剛說完，又覺得自己對制度暴力表現得太麻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