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媒特約報導）學聯宣佈將於下星期一（9月22日）聯同24間院校進行為期一星期的罷課行動，向港府及中央宣示「香港人與香港學生願意為爭取民主付出代價」。罷課期間，會有公民講堂、電影會和論壇等活動，以示「罷課不罷學」。學聯秘書長周永康指，已不能期望爭取民主是毋須代價，望學運能作道德呼籲，令各界團結，用不合作力量逆轉人大常委政改決定。不過現時警方及康文署以行政理由，還未批准集會場地申請，周籲警方不要留難，否則行動將升級，引起更大反抗。

罷課抗衡極權藐視 知識廣場籲社會反思

罷課行動以確立公民提名、廢除立法會功能組別、撤回政改不義決議、梁振英與政改三人組引咎辭職為原則，爭取民主。

罷課首日下午2時將於中大百萬大道集會，場地能容納約一萬名學生。學聯表示過去多場學運均於百萬大道烽火台前舉行，故該地特別有歷史意義。集會過後，會有三場「公民課堂」，分別在百萬大道、本部文化廣場、新亞圓形廣場進行。晚上將會在百萬大道播映台灣學運紀錄片《公民不服從》。

圖：蘋果日報

周基利教授9月17日於明報撰文－－《與社聯同事商榷對全民退保的解說》，內容對全民退保的理念以及成效有所質疑。作為全民退保的支持者，我希望能為全民退保作出以下辯護。

1. 全民退保「劫貧濟富」?

周永新的方案以累進的形式供款，收入愈高者，僱員及僱主供款愈高，而低薪僱員供款負擔甚輕甚至無須供款。在低收入人士供款少而未來退休的回報遠較付出為多的時候，又怎能說方案是「劫貧濟富」？雖然一百幾十元對低收入在職人士來說並非小數目，但假如他們退休後不願領取綜緩或入息資產略高於綜援要求的限額，他們只能「死慳死抵」、撙節自己退休後的生活支出。

而有關所謂僱主納稅成為僱員內涵工資的一部分，即使僱主把有關稅款轉嫁，但根據工資彈性，僱主並不能完全轉嫁有關稅款，否則僱主過往亦不用反對增加強積金的供款上限。當僱主聘用更多工人或以較高薪酬聘用工人，所需繳納的稅款亦較高。

2. 需審查的退休制度沒有道德風險？

今次政改爭議，大學生與中學生都站出來，從提出公民提名到罷課，擔負起推進運動與實踐理想的先鋒，而老師們則是以專家、知識傳授者的身分，撰文、授課，盡量開展論述與支援空間。這期間，我與其他我們同校或他校的研究生，也常常關注與討論相關議題。但是，研究生作為集體身分，似乎不僅僅在此次爭取真普選政改運動，同時也在其他社會運動或政治運動中，幾乎默默無聲。可是，無論從私下的討論，或者分工到各個運動中擔任不同的角色與不同程度的支援，研究生並非沒有聲音與政治態度、也並非沒有行動，不過為什麼研究生就是難以以集體身分出聲？而且，為什麼這次罷課，研究生的集體發聲反而是必須且重要？

高等教育績效功利思維的去政治化問題

各運動研究生難以集體身分發聲的原因，顯見的一個原因是，因為運動議題與運動主體本身就並非與研究生的問題與身分相關，因此研究生參與運動的角色，也就以運動為主，而另一方面，研究生似乎也缺乏像學聯般集體性的組織。除此之外，如何形成研究生集體性的組織，除了有組織目的、相關時間精力經費投入與累積等考量外，更為深層的問題在於，研究生性質在整個社會與高等教育體系中的曖昧定位、異質組成、以及功利績效思維下的去政治化的問題。

自大專學界提出罷課行動後，不少同學都質疑運動能否為爭取普選帶來實際效果。與此同時，亦有人質疑為何我們要同時挑戰校園空間使用權限制，以及抗命行動或直接行動的必要性。

罷課抗命：為信念而戰

大專學界發起今次的罷課行動，目的就是希望通過學生帶頭抗爭，牽起民間社會大型抗命，抵制人大決議。拒絕認命，才是民主運動的主軸。既然民主是我們共同的理想，我們就應為我們相信的信念作出實踐。從來爭取民主和公義並非易事，所以我們不能因目標太難達到而放棄。雖然我們的上一代已為民主運動奮鬥三十年，而民主路依然漫長；然而，我們仍必須為下一代繼續努力爭取民主，也許我們這一代結束時，民主進程依然緩慢，但正因此，我們更要為下一代爭取，要為下一個三十年做好準備。

院校抗爭：為學生尊嚴而戰

民主，絕不是只一種投票方式。一個民主的社會，除了公平的選舉制度，更應具備充份的言論自由空間、平等的空間使用權利、公民高度自律的精神。我們除了爭取制度上的民主，也應在生活中實踐這種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