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黃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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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説女性主義,對這場佔領運動,我會説甚麼。
答案可能是:從論述出發,分析性暴力背後貞潔觀;或經驗談起,逐一訪問運動中的女子,作口述歷史,看他們在運動中有否遭受性別壓迫。這些細緻的工作非常重要,但現實是,我沒有這樣的資源和時間。
於是我不能輕言壓迫。因為那很容易變成一種輕忽,無視對方背境,為了滿足自己「解放他人慾望」的慾望,將對方簡化為需要被解放的「受壓迫的人」。譬如我說性工作者被壓迫,但可能,她在性工作中獲得尊嚴和滿足。於是我首先要想,對方是誰?有甚麼歷史?他這樣做,對他人有甚麼具體效果?這些很難説得清。然而我又不能説,我和受壓迫的人毫無關係。
我只能説我所見,一段關於性工作者的經歷。我並不能輕易為她們代言,也無法置身事外。我和性工作者,是甚麼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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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能説我所見:十一月三十日晚上,龍和道,我和一眾示威者和警方對峙,其間有人喊:「警察叫霸王雞,正一咸濕仔!」「返去叫雞啦!」「咸濕仔!」另一邊有人喊:「性工作無罪,警察叫霸王雞可恥!」之後很快被淹沒。
「返去叫雞啦!」,這句嘲諷子是如此運作的:因為性工作是不道德,於是將警察和性工作扣連,警察便是不道德。這其實訴諸我們平日對性工作的負面印象,在我們心目中性工作越是低賤,這句嘲諷的力度就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