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於台灣,成長、求學都在這塊島嶼度過,與之息息相關。
四年前的此時,我拎著皮箱抵達赤鱲角國際機場,那是個寒流來襲的初春,要在大學交換;當時,在香港的台灣學生還沒有那麼多,彼時的台灣媒體也正吹起到香港留學的熱潮:香港用英語教學、國際化、世界排名高,在這個國際關係長期受打壓而自卑的小島,也越來越多台灣學生整裝待發,留學香江;而當時的學校沒有那麼多台灣人,只用英文也可以在大學生存,直到我被分到社會科學院就讀,開始發現香港與我出生、成長的台灣有那麼多的不同,但面對中國,卻有著類似的無奈。
在「香港政治」的課堂,我第一次知道什麼叫做功能組別,我成長於民主化的台灣,費了一番力氣才了解香港複雜的選制、也驚訝當時特首只要幾百個人就可以決定,候選人只需要爭取北京的政治祝福,而不是香港市民的支持;也看過幾次香港街頭遊行,在那個中港矛盾逐漸升溫的春天,我在現場,我聽見香港人爭取普選的聲音、也看到港人捍衛既有生活方式的努力,我也見到,「中國因素」鋪天蓋地對於香港生活的影響。
即使後來回到台灣,每年我都會在香港待超過一個月,即使經常到訪,都明顯地感覺香港的改變:交通物價上漲、遊客越來越多、維港點亮更多中資招牌,甚至普通話越來越大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