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質後藤健二終於被處決了。在得知消息的那一刻，心裡有說不出的苦痛，我想到過去在烽火之地所認識的日本朋友，他們每一位面容，我現在還記得很清楚。
當時，我很奇怪，在這些朝不保夕的地方，為甚麼看到如此多的日本人身影？有些是自由身的記者，他們要追尋日本主流傳媒以外的戰爭真相。我在巴勒斯坦碰過一位年僅十八歲、自稱為公民記者的日本少年，他拿著專業攝影機向我侃侃而談，如何希望利用鏡頭讓他的同胞，明白到戰爭的禍害和不公不義。
不過，我在中東地區所遇上的日本人當中，有更多是和平運動工作者，其中有充當「人肉盾牌」者，他們住在戰區民居，大無畏為老百姓擋坦克，去保護那些無法保護自己的人，也實在嚇了我一跳。他們的行動或許不足點亮這個黑暗無邊的中東地區，但卻為我們留下偌大的思考空間，撩動世人的良心。
中國和日本雖然是世仇，兩者的關係隨著地緣政治不時出現緊張狀態，而我對日本右翼也極為厭惡，但政府與人民可以是兩碼子的事，而人民之間亦有不同想法。
在二戰時期作為侵略國的日本，把廣島變成一個軍事城市，廣島居民完全被軍國主義洗腦，盲目地支持戰爭。對於老一輩中國人而言，他們可能認為廣島居民受原爆之苦，是一種「共業」。可是，從另一方面去看，當時美國是否真的別無選擇，只有用核彈來結束大戰？還是找藉口來試驗剛研製出來的核彈，為核彈找個合理理由繼續發展下去？
我問反戰的日本朋友，他們為甚麼反戰？他們回說，就是因為日本深受戰爭的教訓，致使他們推而廣之，把視線轉到其他有類似遭遇的地方。我在廣島認識了幾個和平組織，其中一個叫 No DU Hiroshima Project（向核武說不廣島計劃），並與國際聯盟禁止鈾武器（International Coalition to Ban Uranium Weapons）合作，他們不僅關注核武，還有世上所有含核元素的武器，包括貧鈾彈、集束彈、白磷彈等。因此，他們甚為關注伊拉克的情況，因為該地深受貧鈾彈的影響，但國際傳媒對此報道不多。
我便是從日本攝影記者森住卓的作品，第一次認識貧鈾彈。日本社會內有不少異見者，他們談起軍國主義的種種罪行，比我們還要咬牙切齒。多年前我去靖國神社採訪，邀請了森住卓為我服務的報社拍照，但他對靖國神社十分反感，拍下來的照片，全部都是不完整的神社影像，以示抗議，令我該次選不上一張照片交差。
新一代日本人痛恨戰爭，因此他們前仆後繼，跑到戰爭前線反戰，他們極力制止日本右翼政府抬頭。但中國內地不時會隨中日緊張關係升級，爆發非理性的反日情緒，向無辜的日本人發洩。
伊拉克老百姓也不會把所有怨氣都發洩在每個美國人身上。一次，在零三伊戰過後不久，有一位年輕的美國女子在巴格達的大爆炸中，不幸遇難，伊拉克人對她的死表現極度哀痛。
受害女子名 Marla Ruzicka，二十八歲，來自美國三藩市，自動請纓來到巴格達，收集美軍襲擊平民的罪證，從而迫使美國政府為平民的死傷負責並作出賠償。
她在惡劣的環境中仍然保持甜美的笑容，不但伊拉克人對她留下深刻的印象，即使美軍，也很愛跟這個女孩子打交道，笑稱她的工作為 one woman mission（一個女子的使命）。
說到一個女子的使命，我自然想起一位日本友人高遠菜穗子 ( Nahoko Takato )，她亦不隸屬任何救援組織，但當伊戰爆發時，卻只一直以個人名義幫助巴格達的街童，並動員他們一起建立兒童之家，讓他們重返正常生活。
怎知她在零四年於伊拉克從事救援工作期間被武裝分子綁架九天，獲釋後，她仍然繼續她的人道活動。
她曾於零六年十月十日和森住卓受邀在台北演講，剛巧碰到反扁行動的「天下圍攻」，可算是「來」不逢時，結果只有三十多人參與，其中有一半是朋友幫助通知兼拉伕。
無論如何，高遠菜穗子有一番話，十分有意思。她說：「我也要進行我自己的反恐戰爭，不管處於任何狀態，我都不會使用武器，而我要以全心全力來面對對方。可以的話，與大家共享快樂的時光，說真話，給予真正需要的支援，一同勞動，若有人身處苦難與仇恨的深淵，極有可能參與恐怖活動的話，那我會做的事情，乃是不要給他武器，而是教給他可以勞動的鏟子，這就是我的反恐戰爭。」
她要講的是「生命無國界」（There is no border in life），講述我們如何跨越國界，展示無國界的胸襟。可是，這個世界高牆處處，要跳過實在不容易，更何況，目前人們心中仍存有自己的國界，有自己要忙的事情。
至於森住卓，他為台北帶來他最深情關切的照相簿，他是第一位日本攝影記錄者，在日本揭露伊拉克貧鈾彈的遺害，他過去二十年來，一直專注核武對人類健康與環境的影響，他亦因此感染輻射，這亦是他以生命展示的一場「反恐戰」。
不要忘記為和平犧牲的人。好，就拿起你的筆，你的照相機，又或是用你的一雙手、一雙腳，來，與他們一起反恐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