攝：Manson Wong

不少人以為，「本土利益優先」是不證自明的命題。實際並非如此。試想像，如果有一種所謂「本土」政策是以歧視和不公正地傷害「外人」為代價或為目的，為什麼我們需要支持這種「本土優先」？對於所有公共政策，我們都可以基於正義的理由而提出質疑，而不能說「本土」as such就具有正當性和優先性。

這是本土論、族群論、某些文化多元主義和社群主義的一個常見問題，就是假定有某種集體身份是不需接受理性檢驗而具有天然的道德正當性。實際上沒有這回事。在接受「本土利益優先」之前，例如我們需要問：什麼利益？誰的利益？誰去生產這些利益？誰為這些利益付出代價？這些利益為什麼具有優先性？這些都需要實質的論證，並接受我們的道德檢視。舉個簡單例子：香港大地產商的利益，是本土利益嗎？若是，為什麼這些利益就值得我們捍衛？如果香港中產階層的利益和外地女傭的利益有衝突，為什麼前者一定有優先性？僅僅因為我們是香港人，所以就一定要撐前者？

又，這些實質理由是否成立是一回事，但這些理由就其形式來說，必然具有普遍性，例如以這樣的形式表述：「在其他情況相同下，給予自己所屬社群成員某種優先對待是合理的。」不少人以為本土主義是不需要談道德的，一談道德就是左翼，其實是莫大誤會，因為「本土優先」本身就是一個有待論證的道德命題。

（獨媒特約報導）約十名聲稱是「一群前線司機」今早到觀塘鴻圖道抗議，不滿 GoGoVan 壟斷客貨車運輸市場。他們直指「GoGo收車無準則，街車司機工作失」，批評Gogovan手法破壞行業經營模式，令司機怨聲載道。

傳統客貨車行業，司機須付逾千元月費不等加入call台，由call台接訂單再派發予司機。因為月費不低，因此不會有太多客貨車加入call台。但加入GoGoVan不須付台費，吸引大量利用空檔接單、「每日只打算接單幾個鐘」的兼職司機加入，令傳統自僱的全職客貨車面對更激烈的遙爭。GoGoVan為增加市場佔有率，亦不斷調低客貨車收費，令全職自僱司機收入下跌。

據2015年4月9日星島日報報導，有「消息」表示，由於處理有關三跑法定程序須展開為期兩個月公眾諮詢，估計會接獲數千以至過萬的反對意見，可是，當中大部分的反對理據不用經城規會處理，城規會在三跑上並沒有「角色」，加上行會已通過計畫，城規會難以對土地用途提出反對。「消息人士」舉例，即使城規會質疑填海範圍，但由於填海已獲批環境許可證，不可能以環保角度提出質疑，更不可能觸及市民關注的機場建設費問題。

三跑一事走到現在，立法會被無視，環評制度淪為替只是替行政會議蓋許可印的行政程序。而城規會只負責土地用途，可是，連僅僅可提出意見的填海，都被說「行會已通過計畫，難以反對」。城規會乃至整個規劃制度，只可以無奈為擬議的圖則審議「過場」，可是，規劃本不是這樣一回事，城規會亦不應是政府的橡皮圖章。

城規會真的「無角色」？

對於三跑，城規會是不是真的「無角色」？不是的，根據《城市規劃條例》第3條，規劃委員會的職能包括：

(1) 為促進社區的衞生、安全、便利及一般福利，規劃委員會須承擔有系統地擬備─

這幾年，有關出版自由受挫的消息時有所聞。2013年書展，由中華書局出版，香港大學文學院副院長高馬可（John M Carroll）撰寫的《香港簡史》（A Concise History of Hong Kong）譯本被發現有兩個版本，其中一版刪剪了所謂的敏感內容（如「香港沒有獲得獨立，而是交還了一個遠比統治此地多年的政府更專制的政府。這個政府之專制，在1989年北京天安門廣場的事件中表露無遺。」）；早前，又傳出三聯、中華和商務三大書局（三中商）傳出封殺有關佔領的書籍，而催谷反佔領書籍，引起極大的回響。

其實，香港的出版界由三中商所屬的聯合出版集團壟斷，而聯合出版集團背後是中資機構，早就不算驚天秘密。然而，最近《壹週刊》揭發了聯合出版集團，是中聯辦透過一間在廣東省註冊的公司掌控。這種如此明刀明槍的操控，卻有著極為重要的警示。

聯合出版集團壟斷了香港的書籍批發，也是三中商是香港少有的大型的連鎖書局。任何書若不合他們的心意，如佔領題材的書籍，只是象徵式入貨，也不作任何推銷，是封住了書籍銷售的渠道。除非本身有話題性，否則只有死路一條。對於出版社與作者來說，在香港這個出版業本就不繁榮的市場來說，這是極大的打擊，更遑論對獨立出版社。換句話說，三中商某程度是可以控制了大部分市民最常接觸的書籍，降低某類不合意書籍的銷量、聲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