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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1月8日「反虐殺大遊行」，可能是香港有史以來最大一次的爭取動物權益遊行；自此，大大小小的動物權益運動此起彼落。香港的動物權益運動，這些年來到底取得甚麼成績，又有甚麼問題未解決呢﹖「反虐殺大遊行」五周年已屆，經常有朋友問我：其實，你們改變過甚麼﹖
思索的結果，就是這篇文章。
先天不足：沒有民主
如同其他社運議題一樣，動物權益運動的致命傷是本港沒有民主政制，民意對施政沒有實際影響。這幾年，民間對動物權益的認識其實大為提高；最佳的例子，莫過於李嘉誠基金會 “LOVE IDEAS”申請活動投票中，以非牟利獸醫診所的「流浪狗絕育放回」計劃獲最高票數一事。無綫電視劇如「當狗愛上貓」、「老友狗狗」等以愛護動物為題材；剛過去的2010年，就記憶所及，亦有三次大型動物權益活動，分別為5月2日「反漁護惡法，要救不要殺」大遊行，7月25日「725抗漁護」上水狗房集會、8月21日「重組漁護署」大遊行。這三次活動都吸引了五百至七百名市民帶同動物參加，主流傳媒也有報道跟進。然而，漁護署的動物政策並沒有太大改變；市民既無選票在手，官僚自然也沒有改變的動力。
漁護署定位錯誤
編者按：此文作者華澤（網名靈魂飄香）曾為CCTV紀錄片導演，近年來熱心公益和維權。劉曉波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前後，大陸無數異見人士、維權律師、知識分子均遭政府嚴密監控和打壓，華澤便是其一。這篇文章記錄了她從2010年10月27日被綁架到10月30日被遣返回戶籍所在地之間發生的事情。
一、綁架
在東北出差近半個月，白天拍攝，晚上上網，知道曉波獲獎後，北京已是風聲鶴唳。於是和滕彪商量，回京後先在他位於望京的工作室住一段時間，等有司瘋夠了再回家。
擔心被定位，10月27日中午登上飛機後隨即關掉了手機，把電池和電話卡從手機上拆下，中止了與外界的通訊聯繫。
下午3點左右飛抵北京，在機場和滕彪等人告別，與他的助手歡歡乘機場大巴去望京。在機場高速路上，發現筆記本電腦不見了。我這該死的記性，一定是落在飛機上了。
一到滕彪工作室，放下行李，馬上用固定電話聯繫機場失物招領處，那裏的工作人員說，我的電腦資訊已有登記。立即出門，去一條街之隔的民航幹部管理學院乘機場大巴。
走到民航幹部管理學院門口，突然被人從後面按住，仰面架起，一邊向後拖，一邊黑頭套從天而降。腦海裏閃過第一個念頭：原來黑頭套這麼厚，有一股腳臭味兒。
在香港，創作及欣賞版畫的土壤未及其他藝術，如油畫之類成熟又普及，大眾對「版畫」的想像可能還停留於凸版印刷，或者完全沒有概念都不定。
不錯，版畫藝術在國際間的討論及發展，已不再受制於傳統媒材及定義（例如有些作品已經數碼化製作），更進展至結合當代藝術的媒介，創作版畫裝置（Printstallation），這亦能在今月開始的 《香港圖像藝術節2010》（Hong Kong Graphic Art Festival 2010） 中觀賞得到，對於關心版畫發展、愛好版畫的觀眾及行內人來說，能欣賞到由不同國家、版畫工作室的作品，確是賞心樂事；然要把新元素介紹給對版畫很陌生的觀眾，在傳統和當代藝術之間，《香港圖像藝術節2010》未見填補空隙。
「大眾化」命名無助加深理解
文匯報十二月廿六日報道，菜園村關注組指報道扭曲村民面對的路權問題。
石崗菜園村關注組聲明：譴責《文匯報》失實報道抹黑村民
村民拒絕「不明勢力」苛索路費 政府不應助紂為虐
作者：潘嘉偉
出發前
諾貝爾和平獎－－從來都覺得這個獎項離我們十分遙遠，再者，過去幾年的得獎者都是國家領袖，特別是2009年由當時上任美國總統還不夠一年的奧巴馬獲獎，我更對這個普世公認的獎項不敢抱有甚麼期望。2010年10月8日公佈得獎者之前幾天，我跟獨立中文筆會幾位會友在日本東京參加國際筆會週年大會的時候，還在估量諾貝爾委員會會把這一屆的和平獎頒給誰呢？當時雖然劉曉波的呼聲已是很高，但我們分析過國際形勢之後，還是覺得沒太大可能，畢竟中國現在在國際舞台上十分霸道，很難想像會有國際機構和外國政府會作那樣高的姿態去肯定中國異見人士的努力，而冒險「得罪」中國政府這個新霸權主義的代表。然而，我們的猜測都錯了，我們確實低估了諾貝爾委員會的勇氣。劉曉波榮獲這個殊榮，我們真是喜出望外。
二○一○年，一個多事之秋，就這樣過去了。不過總想不到，最後送走這一年的，竟是一個年輕人的性醜聞，以及一位京老爺冷冷的六個字﹕井水不犯河水！
年初的時候，青年「八十後」領軍反高鐵、停撥款運動，社會上爭議不斷。有意見竟然認為，不支持花上六百多億公帑搭上這條連接全國新建高鐵網的列車，其實並不是嫌它花錢太多，走線不理想，對環境的破壞和風險大，而是一種香港本地的「孤島心態」使然，這種心態拒絕和抵制中港融合的大趨勢。
按這種「上綱上線」式的泛政治化評論，反高鐵運動不是一場關乎公共開支和城市發展規劃的爭論，而是「中國認同」與「本土認同」的決戰，所以「八十後」積極參與反高鐵運動，很快就又扯上青年「恐中」意識嚴重，青年人是否不甘願作中國人等等老掉了牙的意識形態問題。
這種想法當然言過其實，捕風捉影。不過，它亦正好和這十多年來，另一種以為香港會逐步逐步在回歸之後，喪失自己的獨特性，七百萬香港人將會消失在十三億人的汪洋大海中，「香港身分」將會日漸無關重要的憂慮，互為表裏，互相映照。
第一種說法認為香港的中國性不足，第二種說法認為香港的中國性過多。前者號召香港的思想、文化全面徹底回歸，後者認為要捍衛香港認同，香港的本土性。可是，兩種說法都生硬地把香港性和中國性對立起來。究其實，香港之為香港，正是基於兩者永遠糾纏不清、但亦相生相剋的關係。
香港的大公共交通機構，經常用成本上漲為理由向行政會議申請加價，基於這理由而加價，政府通常都不大抗拒的。像剛過去的平安夜，大老山隧道己經開始加價，而在除夕午夜，大欖隧道亦會加價。
只不過，香港政府運輸及房屋局，有沒有做好自己份工，做好反加價的把關工作。由香港政府不斷在那些BOT形式經營的隧道加價問題上放水來看，香港政府查實並未有做好把關工作。大財團由公共交通到道路的一條龍壟斷，造成了香港基層市民生活費用不斷上升。隧道加價，並非只是影響私家車車主這樣簡單的。
隧道營運商真的一定蝕？
現時香港有四條隧道，經營權以建造、營運、移交（Build, Operate and Transfer，簡稱BOT）方式交予私人機構營運，分別是東區海底隧道、西區海底隧道、大老山隧道以及包括大欖隧道在內的三號幹線郊野公園段。而在香港道路網設計而言，主要都是涉及穿山高山的隧道，以及過海路橋才會額外每次徵收過路費。而這些公路的過路費，也是香港不少使用道路的集體運輸工具，包括專利巴士等主要成本來源。
白色聖誕沒有帶來安寧平和，而是恐怖與血腥，在一個「打死了挖個坑埋了」的國度。
聖誕節，收到維權律師滕彪寫的一篇文章：「打死了挖個坑埋了！」。內容講述他與另一位朋友張永攀到家庭教會領袖、法律學者范亞峰家裡探訪的經過。范亞峰從十二月九日於北京被國保擄拐後，一直被秘密軟禁。
十二月廿三號晚，滕張兩人希望探訪范亞峰的媽媽，被國保阻止。這些國保，先以「這是共產黨的地盤」作威嚇，再召來大批警察到場，把兩人從屋子硬拉到警車裡，送到雙榆樹派出所。
敵我矛盾
在警察局，滕彪又給警察圍著打，「扭胳膊、摁腦袋、掐脖子、推、抓、拽」，直至把他壓在地上。後來，一個高級的警察知道他因為探望范亞峰被捕，就把事件定性為「敵我矛盾」。
何謂「敵我矛盾」呢？就是把他們視為漢奸走狗、法輪功，可以不留餘地的打壓：「我就這樣，你怎麼著！別的事情，我們還真怕投訴。現在這個是敵我矛盾，我們就打你罵你了，你去告吧，告到公安部也沒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