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潘嘉偉

出發前
諾貝爾和平獎－－從來都覺得這個獎項離我們十分遙遠，再者，過去幾年的得獎者都是國家領袖，特別是2009年由當時上任美國總統還不夠一年的奧巴馬獲獎，我更對這個普世公認的獎項不敢抱有甚麼期望。2010年10月8日公佈得獎者之前幾天，我跟獨立中文筆會幾位會友在日本東京參加國際筆會週年大會的時候，還在估量諾貝爾委員會會把這一屆的和平獎頒給誰呢？當時雖然劉曉波的呼聲已是很高，但我們分析過國際形勢之後，還是覺得沒太大可能，畢竟中國現在在國際舞台上十分霸道，很難想像會有國際機構和外國政府會作那樣高的姿態去肯定中國異見人士的努力，而冒險「得罪」中國政府這個新霸權主義的代表。然而，我們的猜測都錯了，我們確實低估了諾貝爾委員會的勇氣。劉曉波榮獲這個殊榮，我們真是喜出望外。

十一月底，劉曉波妻子劉霞當時被完全隔絕與外界的聯繫超過一個月，許多記者和關心中國人權問題的朋友都很關心有誰會獲邀出席12月10日（國際人權日）在挪威奧斯陸舉行的諾貝爾和平獎頒獎禮， 坊間有很多傳言，當時有一份在網上被廣泛流傳聲稱為劉霞邀請嘉賓名單，名單裡全是內地知名學者、維權人士，亦包括在內地很紅的年青作家韓寒、香港著名文化人梁文道，甚至包括國際知名中國內地導演陳凱歌等等，當時內地的氣氛已是非常緊張，很多在名單上的人連出境參加其他學術會議也被禁止，當時很多內地朋友已心裡有數，中國政府一定會盡力阻礙他們出境，甚至有幾位朋友跟我說：「我們現在靠你們了」。我們當時已很明白，頒獎禮不會有人代劉曉波領獎。

當時有記者打電話來問我，我不在此名單上，為何我會被邀請？是誰邀請我的？我以甚麼名義被邀請？劉霞被斷絕與外界聯繫，邀請我的人以甚麼方法取得劉霞的委託？我們這樣去出席頒獎禮有甚麼代表性？面對這一連串問題，坦白說，我也不清楚。我只知道，我從獨立中文筆會裡跟劉霞很熟的朋友口中得知，劉霞確實委託了楊建利博士幫忙邀請嘉賓出席頒獎禮，楊建利找我時已是非常貼近頒獎禮的日期，據我所知，當時他是想邀請支聯會主席司徒華和支聯會秘書、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主席何俊仁代表香港朋友出席頒獎禮，我轉告支聯會的朋友，後來因為華叔的身體狀況確實無法遠赴嚴寒的挪威，支聯會朋友開會後決定由副主席李卓人代華叔出席頒獎禮。劉慧卿和我，以至陶君行和長毛也是後來才再獲邀請的，因為當時中國政府無恥到向其他國家施壓，歐洲大國全都不怕中國政府的壓力而決定派代表出席，少部分受中國政府許多恩惠的中東、亞洲和非洲國家為了保住跟中國的經濟關係，決定不派代表出席，結果這些騰空出來的座位，讓我們更多關注中國人權問題的朋友得嘗所願，非常榮幸能參與見證第一位中國人獲頒諾貝爾和平獎的時刻。我相信，我獲邀是因為我是獨立中文筆會的副會長（承蒙各位筆會作家前輩的厚愛，我於2009年當選為筆會副會長，相信我當選絕非因為我粗疏的中文寫作，而是因為筆會朋友想選一位關注中國大陸言論自由問題的香港年青人擔任筆會職務，協助聲援內地作家朋友。劉曉波是筆會兩屆會長和榮譽會長，與筆會關係非常密切。）。我們筆會有十位會員參加了頒獎禮，包括身在德國的會長廖天琪、另一位來自澳洲的副會長齊家貞和住在瑞典的筆會常務秘書張裕。

踏上旅途
李卓人、何俊仁、劉慧卿和我預定12月8日晚上從香港出發到挪威，我和李卓人與何俊仁同一班航班，我們在機場碰見陶君行，才得知是他也是跟我們同一班航班，經瑞士蘇黎世轉機到奧斯陸。我們坐了十三個小時飛機到達蘇黎世，到埗後得知我們原定轉駁到奧斯陸的客機已經開出，當時已心知不妙，可能會錯過一些頒獎禮之前的活動。當航空公司職員告訴我們下一班到奧斯陸的航班要九個小時後才可開出，我們都感到十分無奈，我們努力查詢過其他航班，但因為歐洲很多地方大風雪，德國法蘭克福機場也關閉了，我們只能留在蘇黎世機場等下一班到奧斯陸的航班。對於無法與其他出席頒獎禮的朋友一起到中國駐挪威大使館門外抗議，我們都感到十分可惜與無奈，過去近兩年，我們從不間斷地在中聯辦外抗議要求中國政府釋放劉曉波，現在遠赴挪威，卻無緣到當地中國大使館外為要求釋放劉曉波盡一分力，確實覺得非常可惜，何俊仁和李卓人當即表示一定要安排在頒獎禮之後，再到當地中國大使館門外抗議。

頒獎禮前
我們到達奧斯陸的時候，已是12月9日晚上七時，我們吃完晚飯後為第二天的活動和頒獎禮作預備。第二天早上，我們先到國際特赦組織挪威分會出席關於劉曉波和中國人權的研討會，支聯會副主席、職工盟秘書長李卓人擔任其中一位講者，談及中國在大肆發展經濟的情況下，突顯各種勞工問題，跨國企業（包括香港及台灣投資者）在自己所在的國家和地區履行所謂的企業社會責任，但在中國投資卻把標準降低，情況極需國際社會關注。研討會其他講者包括國際筆會會長John Ralston Saul（約翰‧勞斯頓‧索爾）、獨立中文筆會會長廖天琪、獨立中文筆會常務秘書張裕和國際特赦組織總幹事Salil Shetty。

研討會結束，我們馬上拿橫幅遊行至頒獎禮會場奧斯陸市政廳外面，我們的遊行吸引了很多途人觀看，他們都示意支持我們，在嚴寒的挪威街頭，讓我感受到友善的挪威人的支持和溫暖。出發到挪威前，國際特赦組織挪威分會的朋友提醒我要寫電郵給挪威警方申請舉行抗議行動，我只是發了一個電郵給挪威警方說我們會有大約十人參與抗議行動，並只會喊口號和派發一些單張，我一直沒有收到警方回覆，抗議的時候，感覺跟在香港中聯辦外的示威行動有很大差別，沒有警員來問我們誰是負責人，沒有警員來記下負責人的資料，現在也只有幾名警員，不像中聯辦外警員如臨大敵那樣重兵駐守，沒有過多的鐵馬，記者可以在我們面前輕鬆拍攝和採訪，不像香港警察那樣把傳媒採訪區安排到老遠的地方。我們在會場外與來自世界各地參與頒獎禮的華人一起抗議，一張拿着橫幅和劉曉波的照片，一起高喊「釋放劉曉波」！同一時間，我打電話給香港支聯會的朋友，讓李卓人和何俊仁向當晚在香港遮打花園出席燭光晚會的香港市民介紹抗議行動現場的情況。

抗議行動結束後，我們進入頒獎禮會場，聽說在會場外有華人抗議諾貝爾委員會把和平獎頒予劉曉波，我期後聽一些沒有收到邀請信但到奧斯陸參與所有支持劉曉波獲諾貝爾和平獎的海外民運人士說，挪威當地一些華人受中國駐挪威大使館威迫力誘舉行抗議諾貝爾委員會的活動，卻雷聲大，雨點小，原來聽說會有兩千人參加，但當日在會場外卻只有一百人左右，而且，聽那些民運朋友說，當他們問那些示威者知不知道劉曉波是誰，中國政府為甚麼不想他獲諾貝爾和平獎，他們卻一點都不知道。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