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讓我先說一些故事。

六月二十日，毅行爭普選最後一日，早晨行至IFC。我們有數百人，在橋上已經靠邊走，但與上班的人潮重疊，畢竟擠擁。一妙齡女士不耐，真的向我們喊：「唔好阻住條路我要返工呀！」大家很客氣，立即開路，但我很不忿，真的想過找她理論。儘管忍住，但她的話我令我傷心，比毅行期間不時被阿伯粗口侮辱更痛心，久久不能平復。及後行至上環，意想不到有很多老店支持我們，才稍稍釋懷。

我對返工之說並不陌生。近年崛起的年輕派系，一直在網上譏刺港人，為民主和公義的付出，僅限於假日去遊行，行完就走。不肯留守或有其他行動，原因是明日要上班。我向視為挖苦和玩笑，常以此自嘲（遇事早退，便解釋「左膠聽日要返工」），不料真有人在面前宣之於口。請相信我，我們的人數難免有礙，但橋不長，即使阻礙也頂多不過一分鐘。事後我懷善念想，也許當天女士剛巧預算不夠，真的快遲到，才忍不住惡言相向。

那天星期五，參與毅行者，不是已經退休的老人家，就像我般請假。當晚立會又在審議東北前期工程撥款。我一日走兩場，那不算什麼，有些參加者是通宵兼程；有些參加者是陪著樞機每日起步。換來的是「唔好阻住我返工」，一分鐘。

我料有些人會說：你地成日講自由呀嘛，你覺得民主重要，人地覺得返工重要。你要尊重其他人嘅選擇同權利－－容後回應。

「衝擊好暴力！民主阻住地球轉！」

今天（8月10日）去了一個機場發展關注網絡的記者招待會，多了認識赤鱲角機場過去十多年的亂局，腦海浮現出以下的「寓言故事」。

古時，幾個香城人合股開了一家餐館，設計、裝修和餐單都達世界一流水平，舖面面積足夠安放20張12人大枱，開店後聘了總經理管理，股東們以為總經理有多年從商經驗，所以交由總經理主持，日常不多干涉。

誰知總經理不認識飲食業，見開業後人客沒有坐滿餐館，擅自改放16張8人枱，為了吸引顧客光顧，調低了餸菜價錢和加入一些超級優惠如「壹蚊雞」和「六人套餐」，又為了增加收入，用4張枱的位置設立「劏房舖位」出租，賣珠寶、手袋等， 16個月後，天天 16張枱都有客人，還在門口附近放了兩張小枱給沒有枱的客人暫坐，假扮餐館增加了容量，實際上令空間減少和更擠迫。

這時總經理向股東們緊急報告，餐館已經飽和，為了可持續發展和應付不斷增長的顧客數目，必須立即在隔隣購入一個舖位開一家分店，否則會失去同業之間的競爭力。

股東們以為真有燃眉之急，於是開會討論增加投資開分店的提議，資歷比較短的股東開會前到餐館實地視察，見到全部枱都有客人，覺得總經理頗有道理，但是有份參加開店的老股東卻指出了一大堆問題：

1. 為甚麼每張枱不是原本設計的10人？
2. 舖內為甚麼沒有原設劃的20張枱？
3. 為甚麼不撤走門口的假枱？

救護車遭伏擊

最少兩名在巴勒斯坦工作的紅新月會成員被殺，35人受傷，另外17輛救護車被破壞得無法使用。

32歲的穆罕默德‧阿巴德勒（Mohammad al-Abadlah）透過紅十字會，在與以軍事先溝通的情況下，進入加沙南部城鎮al-Qaraqa，然卻隨後遭到以軍士兵開火。

40歲的Hassan al-Attal是當時與阿巴德勒同行的同事，在他提供給國際特赦組織的證供中，他指證以軍是在完全清楚他們是醫護人員的身份的情況下，向他們開火的。

據報他們當時正在當地時間7月25日晚上10時，在al-Qaraqa準備撤走一名傷重的男子，但由於村落被封鎖，他們無法內進。巴勒斯坦紅新月會遂依照慣例，透過紅十字會與以軍溝通，並交代二人的請求。Al-Attal表示正當他們二人在尋找進村的路時，他們收到以軍經紅十字會轉達的指令，並指示他們進村的道路。

「我們走了約10-12米左右，然後我們忽然被正面開火。我的同事慘叫：『我被擊中了！』，然而射擊沒有停止，我只能跋腿狂奔上救護車，而沒有機會把阿巴德勒帶離現場」。Al-Attal對國際特赦表示。

黃悅安──聾童教師、語言學碩士、手語傳譯員。

也是我的好友。

2005年，我和黃悅安，同是20歲出頭的大學畢業生，開始在新界南的一所聾童學校工作。說起手語和聾人的話題，我和她總是滔滔不絕，很奇怪的，我們兩個，本跟聾人社群毫無關係，可是那種熱愛，比很多聾人朋友還難捨難離。我倆的手語，程度都很好，我們同是傳譯員，有時對話像極火星文：「你電影唔點解？」 「錢冇啊！」 講話都是手語的語法，半開玩笑地。

身邊的朋友沒法理解，我們怎能相處和睦。我憤世嫉俗，討厭繁文褥節，性子急，臉色像朵烏雲。她剛好相反，她是笑袋，高興時「哈哈哈」的歡樂能量響遍全街，她願意追隨，無論做什麼都百分百細緻投入，每當我怕遇麻煩翻白眼，她就是那個對自己大喝一聲「黃悅安加油！」，奮不顧身搏鬥下去的人。可是，她哭點也奇低，每遇壓力，她的發洩就是哭，遇事時總喜歡怪責自己，我常被她大起大落的情緒弄得莫名其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