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悅安──聾童教師、語言學碩士、手語傳譯員。
也是我的好友。
2005年，我和黃悅安，同是20歲出頭的大學畢業生，開始在新界南的一所聾童學校工作。說起手語和聾人的話題，我和她總是滔滔不絕，很奇怪的，我們兩個，本跟聾人社群毫無關係，可是那種熱愛，比很多聾人朋友還難捨難離。我倆的手語，程度都很好，我們同是傳譯員，有時對話像極火星文：「你電影唔點解？」 「錢冇啊！」 講話都是手語的語法，半開玩笑地。
身邊的朋友沒法理解，我們怎能相處和睦。我憤世嫉俗，討厭繁文褥節，性子急，臉色像朵烏雲。她剛好相反，她是笑袋，高興時「哈哈哈」的歡樂能量響遍全街，她願意追隨，無論做什麼都百分百細緻投入，每當我怕遇麻煩翻白眼，她就是那個對自己大喝一聲「黃悅安加油！」，奮不顧身搏鬥下去的人。可是，她哭點也奇低，每遇壓力，她的發洩就是哭，遇事時總喜歡怪責自己，我常被她大起大落的情緒弄得莫名其妙。
從20多歲走至現在，我們也由「青年」變成「中女」。去年，黃悅安挺著大肚子，我跑上她家，探望過一次，家裡除了她最愛的叮噹擺設外，多闢了一間嬰兒房。她的生活，已經不只是昔日的聾人和手語了。去年11月，她孩子出生後，生命真正不再一樣。首先，我得學習如何把七成以上的時間都跟她圍繞著「孩子」這個話題，以往我們促膝詳談的二人時間，現在加入了躺在一旁隨時大哭的小小粉團。而黃悅安在結婚前，總是「小寶」前「小寶」後的喚她男友的花名，一夜之間，變成「老公」，繼而現在，他們是「媽咪」，「爹哋」地叫來叫去了。
2014年2月，我收到電話短訊：「孩子是聽障的」，消息很快傳到我們的圈子，聾人朋友，當聾童教師，傳譯員的健聽同事，都不能置信地談論「黃悅安的兒子是聾的，我的天！」人生固然是由偶然組成的，但這件事未免太巧了──學手語十年，在聾生課堂出入近十年，認識那麼一籮子的聾人朋友，同事上司全是手語學者，聽覺專家，跟所有行內的翹楚都碰過面。她連自己的碩士論文，研究的也是手語。做的這一切，難道就是為了這刻？黃悅安是香港極少數，曾接受深度培訓的聾童教育人才，而每1000名新生兒，才有一個聽障兒童，就這樣不偏不倚地降落在她家？
怪不得，朋友間雖然震撼，但都一面倒慶幸：「還好你懂手語，不用擔心啦」，「你做這行，沒有誰比你更合適生聾童了」。她是虔誠基督徒，教友還說：「這是上帝的安排」。
而且，我們都是同一個學術系統受訓的，深信「聾人」這回事，真的沒有大不了。在西方國家，手語是聾人珍而貴重的語言，聾人文化，歷史，藝術也已有專書論述。聾人認同感強烈的家長，要是生下子女，醫生確認是聾童的一刻，竟舉家歡呼慶祝──如此極端，不知就裡的旁人，是很難接受的，但對黃悅安這位專才來說，卻不但熟悉之至，還擁抱推崇。多年前，她跟我談起如何愛手語，跟聾人相處時，快活得飄飄然，她脫口就道：「要是將來能生個聾孩子，就好了」。
可是不，聽覺專家確認時，她哭了，說自己「烏鴉口」。
「正正是因為我懂，我才擔心」
要一個8個月嬰兒的媽坐下來接受訪問，非常不容易。我本打算買外賣午飯上她家，後來她說「工人姐姐要大掃除」，所以改約在教會，後來又說不如先吃飯，到我差不多走到快餐店，又接到她氣急敗壞的電話：「我個仔在狂喊！我們還是回教會！教會見！」像足打仗。
原來溫熱的奶，父母要用機器反覆量度，準繩度得達攝氏37度才可以餵。孩子暫時不肯吃，得由夫妻跟公公共三人，團團圍着嬰兒車唱歌。到喝剩一小口奶，媽媽跟爸爸認真商討大事：「要不要倒掉？堅持多5分鐘？或許他會喝？」到孩子睡熟了，亦完全不可以移開視線，孩子在夢中每次移動身體那怕只是一點點，做媽的都立刻撲上前細心檢視。
真正佩服這種對細節的堅持。一輪混亂後，爸爸「小寶」盡責地靜靜在一角偕着孩子哄睡，我跟黃悅安終於坐下來，她鬆一口氣之餘，眼角仍離不開那個最親密的個體。
是，的確，孩子是聾的，準確來說，叫「中度聽障」，相比起「深度聽障」的所謂「全聾」，「中度」的孩子，仍能聽到不少聲音，抱在黃悅安手裏的孩子，只8個月大，兩邊耳朵都掛了超小型特製的助聽器。
「剛開始時，我爆哭。」黃悅安說：「很多情緒，開始時根本無法解釋，慢慢哭得多了，我便開始分析、懷疑，搞甚麼？我為何要哭？我是否沒有很誠實地、打從心底去擁抱聾人文化？」
在我們的圈子中，充滿着身心健康，談笑自若，自信滿溢的聾人朋友。我們確切知道，聽不見，不影響我們成為正直的人，享受生命和時光。
「對，你難受，是為了甚麼？」
「我想我流淚，主要來自擔心，因為我們住在香港。」悅安平靜地：「在香港，我好多事擔心，例如，他怎樣讀書？始終健聽人是多數，他是少數，他的需要，這個社會能給他嗎？」
正正是因為在聾童教育的範疇打滾久了，知道政府的主流融合教育，不行。聾校，不行。而唯一令她滿意的「手語雙語共融教育計劃」不獲政府撥款支持，倘若孩子日後要上大學了，又沒有手語傳譯。
倒是衛生署的兒童體能及智力測試中心，在這個要緊的時候給了很好的支援。「他們有極多資源，每一件事都貼緊跟進，有甚麼家長講座，甚麼評估，甚麼平衡，很好。」到了要配戴助聽器，得到教育局的「特殊教育組」，黃悅安因讀書和工作關係，以前也會讀到或提及到這部門。但那次，她是母親，在門口坐着排隊等「見官」。
「感覺難受，看見大大的特殊教育牌匣，哼哼，好像我兒子真的有甚麼問題。見了官，她一股腦兒不斷說這個那個，要配戴助聽器甚麼甚麼，我坐那兒一勁點頭，哦哦哦，那樣。她問有沒有轉介信，我說沒有。原來之前在兒科醫生那兒是可以拿到信，去申請言語訓練的，他提都沒提。見官後到了耳鼻喉科，我又問，醫生完全不知我在說甚麼，致電衛生署又說要等。」在香港生了聾孩子，家長得走很多地方：不同科的醫生、政府不同部門，黃悅安已經是屬於行內人，又是醒目的家長，她這個波仍是被拋來拋去，煩至撞牆。
對其他完全沒有接觸過的家長，要得到適切的支援，想必是難比登天了。
更甚的是，情緒都不好，因為生下來的孩子「有問題」。
Something’s wrong
現時，在香港出生的嬰兒，都得接受一系列的健康檢定。而語言用字，大概都能反映現實。黃悅安在公立醫院生孩子，人還沒出院，已收到醫院的紙條，說聽力測試「不合格」。
先根據一套標準，制定甚麼是「合格的人」──聽得見的。凡過不了這套標準的，就是「不合格」了。黃悅安收到那張紙條時，真正震撼：「因為以現今的科技，測試誤差是很少有的，如果在這個測試中不合格，接近一半的小孩是真的有問題的。，當然聽障的程度會有很大差異，可能最後是輕度。但知道聾的機會是大的，我那一下開始醒覺了，開始怕，開始震撼。」
可是，那只是「初步」的測試結果。黃悅安從事聾童教育多年，上司正正是聽覺學家，馬上替孩子檢查中耳，說「沒有問題」(那就等於是內耳出問題了，這類聽障是永久性的)。然後，介紹了香港教育學院的教授，做詳細測試。
「那是大學的語言實驗室，一部看來很簡單的手提電腦，一些儀器，一張長桌，沒有其他了。教授對我說，把孩子放上桌面。」原來得把一條條電線貼緊孩子的腦，在耳朵裏播放不同的分貝的聲音，從機器測試腦電波反應。這樣要歷時兩小時，全程要睡熟，家長要狠心把孩子按住，不可以動一分一毫。
能聽到20分貝或以下的聲音，才算是聽力正常。「聽見教授和助手之間的對話：40、50、50 clear...我知道那是甚麼，心裏打定輸數了。」
又是「初步結果」，在教院測試，是中度聽障。「教授冷靜、專業，我一聽他宣佈結果，已經不自控在哭了，兩個專業人士，孩子，孩子父親，四個男人對着我不知所措。」
「為甚麼？」這是我倆的專業訓練：聽不見，不等於有問題呀，我狠狠地又一次問。
「不知道.....無法解釋的......」黃悅安搜枯索腸地找原因。
那個語言實驗室的環境氣氛、熒幕上跳彈的不知名數字、貼在孩子頭上的幼杆線，按着他直直地躺在眾眼光下受檢驗，黃悅安回想那一刻，只覺得：「孩子有問題了。我禁不住思緒飄到所有我學過的聽力知識：啊！他的耳毛細胞哪兒死掉了？耳蝸出了甚麼問題？」
就算是沒有接受過深度訓練的社會大眾，都懂得宣傳：「健全人、殘疾人都一樣，平等的，可以共融」。黃悅安更一直堅定相信，聾人世界縱然不同，但一樣美好，nothing’s wrong。而她所經歷的這個系統，卻使她不由自主地想「究竟是哪裏？甚麼搞錯了？」黃悅安的兒子，一出生便是 something’s wrong，有事情了，糟糕了。聽障的英語，是hearing loss，但對先天性聽障的孩子來說，沒有聲音才是自然的，他們自娘胎出來，已經是這樣，沒有聽力可供「失去」。
出生才幾十小時的小小人，便已經「不合格」、「未能通過測試」，要到「特殊教育組」。長大了後，卻反被告知「你跟所有人都一樣的，共融社會」。人生果然是由很多矛盾組成的。
令她難受的安慰說話
本來，父母如果發現子女是聾的，便得由零開始，急急聽講座，看書惡補，上網找家長組織......黃悅安剛巧調轉，命運是，她懂手語，對聾人各方面都熟識，成了專家，孩子出生，所有人生中散開的點終於連成一線，猶如大船泊岸般，儲了好久的貨，忽然有了歸回點。
當然不作他想，立刻找相熟的聾人朋友，隔天晚上私人上門，跟孩子打手語，教爸爸，也教工人姐姐。要把消息告訴孩子的公公，怕他接受不了，上司立刻出動，幫忙在電話輔導。還有就在身邊隨時可報名的「嬰兒手語班」，日後要上學，也有「手語輔助閱讀班」......這一切資源，根本一直就是黃悅安的工作。當很多家長得碰壁多年，都找不到合適孩子的道路時，她卻是手到拿來。
「其實，我跟其他家長一樣，經歷過無厘頭的自我懷疑，我會問自己，是否懷孕期間睡得不夠？是不是太大壓力？這全是沒有來由的問題。」悅安懷孕時在學校教書，所以很害怕是否用的無線咪高峰放得太近肚子了，有否罵學生時過分大聲......如是者，擔憂多多，不比一般家長少。
雖然在知識上比人優勝，但黃悅安在情感、心理上所經歷的，跟其他家長沒甚分別：總是歸咎自己這兒、那兒，甚麼甚麼做錯了，怪責自己。
身邊很多朋友、同事、教友，知道了事情後，都忙不迭走來安慰。最令黃悅安難受的說話，包括：「可能是天父知道你懂聾人，安排一個聾孩子放在你家庭吧」。
「不是吧！如果是真的，我受不了。想怎樣？我懂手語，天父袮給我一個聾孩子，我懂點字，袮豈不給我一個視障的？要是我是大醫生，袮給我一個有癌症的？不是這樣的吧。」
「那麼，你希望別人怎樣跟你說呢？」
「大家老是走來說：你懂聾童，不要緊，不要緊。救命，甚麼叫不要緊？不用擔心？我是很擔心的。」黃悅安愈發激動：「不是孩子聾不聾的問題，不是我懂不懂聾人的問題，我要的是基本的溝通和安慰。當一個人有難處，如果你過份正面，其實等於沒有同理心，對不對？」
「很多人催化甚麼『正能量』，我是不喜歡的。正能量是重要，但要發自內心，你可以在身邊鼓勵，扶持，但不是用一句『沒事的』，從上壓下來的關心。」
問都不問，就一句「沒問題的」，彈過來，假設專業知識就是一切，忽略了使人人生而平等的情感需要。做一個「旁觀者」，也有其技巧與藝術的，在黃悅安這故事上，我又學懂了。
老公「小寶」，很支持，很盡責，積極樂觀，是不可多得的好爸爸。至於公公，夫妻二人一直等至醫院重覆檢試，待一切已成定局，才開口宣佈消息。公公的反應是：「哦，多帶他出外走走，看多點事物吧」，淡淡然地。
反而是身邊的聾人同事和朋友，黃悅安有一段時間，不知怎樣面對他們：「我心裏因為有聾孩子所以不開心，但他們就正正是聾人，他們會覺得我歧視他們嗎？我有點擔心。」最後和盤托出，聾人朋友都很成熟穩重，跟悅安說：「希望孩子沒事吧」，讓她窩心，現在她很願意跟聾人朋友分享自己的擔憂。
是這樣一點一滴的，黃悅安跟其他媽媽一樣，從「爆哭」到「窩心」，走了過來。
一整個訪問下來，孩子睡醒多次打斷，轉眼要換尿片，又要監察室內溫度，隨時加衣減衣......一刻不能停，兒子已經成為黃悅安生活的重心，所有的媽，都是這樣。
可是，已經不哭了。聽障就聽障，無論有多「特殊」，出了多大的「問題」，媽媽的願望，都只是「健康和快樂」，全程談及自己，談及兒子，我們發出的，都只是爆笑聲。
「上司說，很多聾童家長，擔憂孩子會擔憂至甚麼程度？是不是大學畢業？他說不，是結婚！我驚訝，真的沒有想過這問題，也對，我的兒子，會跟甚麼人結婚？健聽？聾人？弱聽人？會不會沒人肯嫁他？但我沒有太擔心 了。」她大笑：「他現在是八個月的嬰孩，大概還不用為他擔憂結婚問題吧！」
又說起Nick Vujicic，那位生來沒有手腳，正能量感染全世界的人：「如果連他都能夠成為很多人的鼓勵，我兒子『只不過』是中度聽障，對他榮神益人大概沒有阻礙吧。」
「我兒子，叫鄭進希，想他每天進步，充滿希望。他英文名字叫Nathan，上帝的禮物。」黃悅安遠遠望着一角的兩父子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