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月底，筆者在布魯塞爾遇見來自希臘的兩個左翼黨派的 活動份子，一個屬於激進左翼聯盟（Syriza, Coalition of the Radical Left）。另外一個隸屬希臘共產國際主義社（The Organization of Communist Internationalists of Greece）。（圖片來自Syriza網頁 ）

（攝影：廖偉棠）

走在銅鑼灣購物區，你會看見一道不斷上演的城市景觀，跟「自由行」的消費店如影隨形。她們(是的，以女性為多)弓着腰，有的幾近成九十度角，身後是大堆從零售店外收集回來的包裝紙盒，從加洲提子、台灣果凍、韓國皮鞋、昆明鮮花到日本奶粉。就在時代廣場側，是通往海底隧道的高架，俗稱「鵝頸橋」。橋的另一邊，是一個由不到十層高的樓房組成的露天菜市場，市場的後巷，有幾所「環保」回收店。這些穿插在名店、菲傭、房車與自由行中間的拾荒者(俗稱「執紙皮」)，有的只以拾取回來的膠帶即時織成可以拖拉紙皮的工具，好一點的，用自備的手推車，把紙皮疊的比自己的身軀還要高。靠着一人之力與運氣，一天大概能賺得不到一百塊錢。近年來港「掃貨」的自由行，流行拖着行李箱購物─都是推着車的女人，前者的進步，帶來的是後者更形艱苦的生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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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都市野人」的雜亂而統一

李喆順(左二)、尹惠蓮（左三）、朴勝姫（左四）、作者朴敏那(左五)

韓國女工——無畏的先行者

零五年香港的世貿會議，讓很多人認識了在韓劇以外的另一個韓國、另一批韓國人。無論是三跪一叩的莊嚴、隊伍行進的紀律、還是納喊發言的熱情，都在在讓人見識到韓國社會運動的戰鬥性、團結性與力量。

卻很少人知道，韓國女工一路以來的奮鬥與抗爭，正是今日韓國公民社會與民主運動的重要基石。韓國在六十至八十年代間，是軍人當政時期。六一年，朴正熙發動軍事政變，推翻韓國第二共和，並大力打壓早前發展出來的民間團體與活動。在這段時期，韓國的女性工人（當中亦有有志連合工人抗爭、畢業後投身工廠的大學生），就成了一支重要的民間鬥爭力量。

自六、七十年代開始，韓國的勞動女性，縱使面對嚴苛的新勞動法規、由政府操控的黃色工會（韓國勞總）、當局對罷工的禁止，更無論個別女工面對的生活壓力、老闆打壓（如聯合以黑名單對付「不聽話」的女工）、廠房內的男權專制文化，仍不屈不撓、堅持鬥爭。她們由最初零聲的個別廠房鬥爭，到慢慢組織起來、成為獨立工會的核心力量，既啟發韓國八十年代另一波工運（男性為主的重工業工運）的發展，亦與進步教會、學生團體、民主反對力量連結，最終為韓國勞動者生活水平的改善、民主的建設與公民社會的發展，以無畏的先行者身份，立下了歷史性的貢獻。

與大部份成長於冷戰時代的香港人一樣，筆者目睹新自由主義旗幟下，前美國總統列根力推貿易自由化和去規管化、前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力推私營化，騎警怒破工會示威陣，然後經濟起死回生；我們都經歷了全民炒股炒樓趕上車，全民「進修」自由經濟，「學習」林行止社論；我們又經歷了出口飛躍，之後製造業北移，齊齊利用國內廉價勞工。隨著樓價股票步步高升，一代人身家水脹船高，還出了幾位「出身卑微」卻又「白手興家」的大亨，這不正好證明香港是能者居之的自由經濟嗎？若沒有地產業香港那來經濟增長? 香港有兩大迷思，或最少戰後成長一代有兩大迷思。

迷思一:

香港是一個自由經濟體，完全自由競爭，任何人都可以加入市場，能者居之。 香港是世界著名的「自由港」，諾貝爾經濟學家佛利文在其著作《選擇的自由》( Free To Choose)高度贊揚香港是全球經濟最自由地區，難道還會錯嗎?

迷思二:

香港及亞洲經濟增長奇跡都是由十多個《福布斯》大亨撐起，如果不是有這幫「天才」，我們全都要失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