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學時代，曾到韓國當上交流生。除了在Campus上課外，印象較為深刻的是參與當地的反對美軍機地擴充集會以及反FTA遊行。韓國人集會的形式不但徹底改變了我平日對遊行和示威的印象，當韓國朋友述說南韓政府為了協助美國擴張軍事版圖，不惜以各種暴力去迫使居民離開家園時，我從他們的眼神中能感受到家園被毀所受到的傷害與痛苦。同一時間，我從朋友及網站得知天星事件。一班朋友為了止政府藉著發展摧毀我城的文化與歷史，不惜以身軀阻擋推土機阻止工程的發生。無論身處的或是出生的地方，眼看每位朋友走出來捍衛自己家園的同時，亦從他們身上感受到何謂擔戴，從中更軀使我去思考自己的身份以及我與香港這個家的關係。再者，人在異地，自然會對成長的地方有所懷念和珍惜。於是，在回港前便自薦加入編輯部，希望讓我這個社運界的新丁能找到界入社會和政治議題的方向。
![壺底下的城市秘訣 [中大學生報先試先行一月號預覽]](/sites/all/themes/inmedia_2021/images/white.gif)
[自按：元旦大遊行前港人的情緒一定非常複雜，定必滿腦都是功能組別、高鐵與劉曉波。當我們發現高鐵的問題同時是政改的議題時，香港人亦是時候了解一下政改問題也是一個城市發展的議題。]
城市發展的新價值觀彷彿正在交纏內捲。從天星、及近日高鐵事件中，我們看清功能組別再度成為阻礙民主規劃的雷池。回顧近年民主規劃的爭議，民間在論述上其實已將固有香港人一套最原始的發展主義信仰打得落花流水，不過在十二月三日工務小組就高鐵撥款，單計直選議員的投票意向，明明是八票反對七票贊成的局面，恰恰就是功能組別這五張鐵票逆轉了形勢，令強調由下而上的規劃自主力量難以發揮。功能組別的廢存，除了是政改的問題，彷彿也暗示著一個「城市發展」的問題。
城市發展與政治空間
我們往往欠缺大量的想像力將城市的經濟發展與政治空間的勾連起來：過往，關注城市規劃的一群看似與推動政治改革的一群老死不相往來，有時會心怕在傳媒上議題蓋過對方；近年才開始發現，不少城市發展的議題，包括市區重建、未來規劃、文化保育等議程，原來都暗地裡受這群平時甚少參與討論，但投票時刻能及時出現的利益組群決定。我們開始理解，狹窄的政治空間是引致建制內對城市發展討論嚴重落後於民間的主因。
一直以來，社會老化和老人問題，對我來說，只不過是學科的一個話題。直至去年春節前家父遇到交通意外，在短短數月間觸發一連串不良於行、便秘、失禁、失憶、起疑、口味變化、抑鬱、日夜巔倒、認錯人等老人痴呆徵兆，加上我失業窮困家變遷居大西北，令老人家的創傷後遺症狀變得更為複雜。我做了大半生二世祖，沒想過淪落到要日夕在斗室困獸鬥，還要不停說服自己見工甚至做義工失利與才能品格年齡無關。每次送家父到青山醫院覆診，都慶幸未輪到自己。老實說，我在候診室也見到不少令人憂心喪氣的樣辨，這幾個月令我老了十年。當時我最大的願望是找到一份工，其次是請得妻兒肯搬回家來同住，再來是一覺醒來發現家父斷了氣。絕不是開玩笑，照顧長期病患是另一個世界的事。
後來真的找到工，妻兒也搬回家來，家父得到家務助理送飯，圍村阿叔也好心幫下眼。好景不常，過了數週，家父開始不停跌倒，連坐也不能保持平衡，最要命是不知危險不停活動。送完醫院，只好找老人院，身邊所有人都說我面色看來捱不下去。
[在來年，獨媒特約記者群將籌組系列報導，探討正在冒起的青年運動，現先從個人的經驗，為過去一年的青年狀況，來一個速寫，以構思未來的專題框架。]
2009年大事回顧──一個青年角度
小弟八十年代中出世，正體驗第四代人的處境，也體驗2009年的大小風浪。圍繞著青年的議題猶如百年一遇：
大學生實習、O靚模、吸毒、援交、反基右、驗毒、失業、輪候公屋申請大增、六四、政改、反高鐵、三三四通識，等等。
這些事件的共同點，除了是青年人表達不滿，或者是上位不上位外，更重要是整個社會再生產過程出了問題（註一）。似乎越來越多年青人看到跟隨主流共識成長，結果得不到預期的回報，生命充滿不確定性。當年青人用其他方法尋找生活(無論正途與否)，卻又受到這樣那樣的批評。
真的有需要整理今年的議題，解答青年如何應對這個充滿憤懣和無力感的社會，不論是反抗，順從，還是走位。本地社會一直缺乏整全的青年議題的探討（邵家臻的系列書籍和本土論述算是例外）。在此希望能透過專體報導，豐富青年論述，從而與主流社會對話。
容許在這兒用四個問題作一個簡單回顧，並嘗試構想未來採訪題目（註二）：
一開始吸引我的不是《十月圍城》本身，而是有關於它戲外的故事，如果它有甚麼令人感動，或可資談論的地方，可以肯定的說，和電影本身其實沒有太大的關係。
兩年前香港國際電影節曾播放一部深澤寬拍攝的紀錄片，那就是跟進導演陳德森傾力籌備這部大製作的過程，當中提到在佛山搭建的一九Ｏ六年香港中環街景，並訪問有關人員，包括陳可辛的父親陳銅民，他在一九七三年拍的《赤膽好漢》，由台灣出品，是電影的原型。
這齣由一九九九年孕育的電影，其間一波三折，到了十年後的今天，這電影才得見天日。在佛山南海影視基地搭建的外景，因沙士爆發而暫停拍攝，翌年更因投資者，UFJ銀行副總裁曾獻基自殺而無限期擱置，至此一千五萬元已投進去。禍不單行，就在金主出事的兩周內，導演陳德森的媽媽中風，姐姐接下來患上癌症，他自己也遭遇了一場車禍，其後母親辭世，陳德森患上了抑鬱症。
●武廣高鐵通車與被和諧的香港傳媒
零九年十二月廿六日，武漢至廣州的高速鐵路線啟用。早陣子香港政府/港鐵大玩已經大玩公關，邀請大批香港記者上京嘆高津高鐵，順便為廣深港高鐵香港段做勢，武廣高鐵通車如此大好機會，近水流台，當然不會放過。果然，十二月廿六日的電視和廿七日的報章，條件反射式地唱好高鐵，並借鐵道部官員的口催香港立法會盡快通過撥款，議員不應再問問題。
以下五份報章的高鐵主稿標題可謂異曲同工：
高鐵昨開通 ‧ 武廣半晝還 ‧ 鐵道部冀高鐵早日通港2009-12-27香港商報
以鄭耀棠為首的「政制向前走大聯盟」，於12月17日成立後發動網上簽名行動（網址：http://vote.stnn.cc:8080/），呼籲全港市民積極就政改諮詢文件表達意見，卻被一眾網民惡搞，被迫於上星期初停止顯示簽名。消息人士透露，相關人士將會在下年1月9日至17日間，在全港十八區舉行簽名運動，卻強迫群帶團體揹夠簽夠人數，否則扣減人工或削減資源，甚為不公。
街站募簽名 不足扣資源
該名不願透露身份的團體職工指，建制派將會在各選區動員職員及議員，在每區不同的點設街站，約一小選區設兩個站點；其中在1月10日及17日兩個星期天，更表明「必須」擺街站。他表示，強烈不滿是次行動，因民建聯、工聯會及地區團體都需要揹數，平均一個職員需要揹約2000簽名，若同屬兩個團體更需要3000個。同儕間亦盛傳如簽名數量不足，可能會被扣減人工，或影響日後選舉工程獲分較少資源，不理解為何此事會影響地區資源分配，擔心團體同工為求湊足簽名，未能清晰解釋簽名作用及目的，無法令市民理解政改諮詢文件，難以促進討論。
身在嚴寒的北京，一方面努力翻牆，希望可以突破金盾看到平日唾手可得的資訊，像劉曉波被判十一年的消息，沒有一份內地傳媒報導；一方面見證北京這幾年來的巨大改變，許多高樓大廈拔地而起，像 IFC 一樣的名店大商場遍地開花，但拆遷、房價、移民、交通、蟻族等問題亦越見明顯。北京的交通變化得最是巨大，雖然四處可見漂亮的公路，但由於京城汽車的數目正以每天一千多輛的速度上升，現時近四百萬的車輛正挑戰北京城內公路網的極限，每天堵車已是家常便飯。房價飈升更是問題，京城有這樣一個黑色笑話：『二環內聽的是外國話；三環內聽的是溫州話；四環內聽的是山西話；五環內聽的是廣東話；六環聽的才是北京話』，本地人都給迫出北京城了。遍佈京城和其他大城巿的外圍的，還有一班高智、群居、弱小的蟻族們（大學畢業生低收入聚居群體），這群八十後和九十後的失落和失望，是中國強勁的經濟發展背後的陰影。如果有興趣了解多點內地年青一代對房價的看法，不妨一看剛被停播的電視劇《蝸居》，在內地很受歡迎，但也似乎因為太直接，所以難逃被停播命運。
台灣著名簡樸生活者區紀復，曾留學瑞士，是高材生，但他二十六年前毅然辭去工程師工作，不再打工，從此過清平生活，自耕自足，每月消費僅一千台幣，但心中富有。在台灣推廣簡樸生活二十多年後，他認為是時候來港宣揚。以下節錄他在12月26日於旺角Club O（綠色生活教育基金）的講座，以饗讀者。
我在台灣花蓮住，對著海，那裡猶如天堂。但來到香港，看到大廈愈來愈高，街道十分狹窄，空氣極不流通，這裡就像地獄。
我來這裡前，又看到旺角的商店擠滿人，他們在地獄做甚麼？他們買的那些東西，對我毫無吸引力，送給我也不要。
但我不介意由天堂過來地獄，我想為大家帶來天堂的快樂。
去年我寫了一本書《愈少愈自由》。現在全球領袖才開高峰會議減排，我二十年前已這樣做。我的屋是自己搭的，從拆樓的地盤拾來建築廢料；我不用電、不用自來水。我燒柴煮米，生活很簡單。雖然用柴會製造二氧化碳，但我會多種樹，吸取二氧化碳。
我的生活儘量少。錢少、慾望少、需要少。想到錢少，有人就會恐懼，但只要動腦筋，凡事自己做，就不成問題。慾望少，因為那些商品對我毫不吸引，它只代表慾望。「發展」是一個漂亮的面具，很多人因此都受騙了。你看看每一個人是否快樂，是否平安，彼此之間有沒有愛？這才是最重要的。
晚上11點半綜合報道
今日共有21名聯署了《零八憲章》的本地市民，一同經羅湖返回內地投案，21名投案者列成一隊，當隊頭步入內地邊防之時，身穿便衣的公安人員將前排的3名人士拘留，其中有人尚未踏入內地邊防便被強行拉走，另有1位持攝錄機，亦是最年輕的被拘留人士天佑，是一位只有16歲的學生。另外有2名《明報》的隨行記者同被拘留。這6位人士，今日晚上八點半前已全部獲釋返港。《明報》於晚上11時，發出聲明抗議內地人員越境執法。
中國著名公共知識分子、《零八憲章》發起人劉曉波在12月25日早上因煽動顛覆國家罪被北京法院判監11年，舉國嘩然。香港連日內不斷有示威和聲明譴責這次判刑，到今日下午，有21名聯署了《零八憲章》的香港市民在網上相約在粉嶺火車站，打算經羅湖口岸過關，並按正式的途徑向中國公安投案。他們表示，反對中國當局加諸劉曉波身上的罪名，若果共產黨的司法系統認為發表言論也是犯罪，他們願意與劉曉波共同承擔罪責。
●21名聯署人到深圳投案
前往深圳投案的21人年齡最細者最有16歲，其餘人士由十多歲至三十多歲。他們在粉嶺火車站集合時，便有便衣跟隨。約4點抵達羅湖後，一行人按一般程序通過香港海關，之後在免稅店前用黑色膠索帶綁住雙手，並在身後插上「簽署零八憲章」的「犯人牌」。一行人之後排成一條直線沿羅湖橋向深圳方向前進，當隊伍接近羅湖橋的中線時，在中國一方嚴陣以待的十多名穿制服及便衣人員突然行動，越過中線將4名投案者帶走，同時亦有人越過中線搶走投案者身後的「犯人牌」。所有穿制服及便衣人員都沒有表明身份或者向投案者說明行動的理據。除了4名參與者，尚有2名隨行的《明報》記者和另外3名路經該處的市民被內地人員押走，據被拘留的投案者表示，該3名市民是因為手上分別有手機、遊戲機及相機，因而被拉入拘留室，3人都大呼無辜，3人都於稍後時間獲釋。
當4人被押走後，剩下的投案者決定不再向前走，因為他們認為已不能按正規程序向中國當局投案，也不能保證投案者在受審訊前的人身安全，因此他們改為向香港警察報案求助，並召開記者會。投案者表示，當他們向就近的警察求助時，警察表示「無能為力」，若他們欲過關，香港警方即無法保護他們。他們之後到報案室，但警察沒有受理，說只能夠與國內聯絡，了解被扣留人員的人身安全。接着，警察在羅湖橋設示威區，餘下的投案者逗留至六點多後離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