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開始吸引我的不是《十月圍城》本身，而是有關於它戲外的故事，如果它有甚麼令人感動，或可資談論的地方，可以肯定的說，和電影本身其實沒有太大的關係。
兩年前香港國際電影節曾播放一部深澤寬拍攝的紀錄片，那就是跟進導演陳德森傾力籌備這部大製作的過程，當中提到在佛山搭建的一九Ｏ六年香港中環街景，並訪問有關人員，包括陳可辛的父親陳銅民，他在一九七三年拍的《赤膽好漢》，由台灣出品，是電影的原型。
這齣由一九九九年孕育的電影，其間一波三折，到了十年後的今天，這電影才得見天日。在佛山南海影視基地搭建的外景，因沙士爆發而暫停拍攝，翌年更因投資者，UFJ銀行副總裁曾獻基自殺而無限期擱置，至此一千五萬元已投進去。禍不單行，就在金主出事的兩周內，導演陳德森的媽媽中風，姐姐接下來患上癌症，他自己也遭遇了一場車禍，其後母親辭世，陳德森患上了抑鬱症。
《十月圍城》原本叫《十月維城》，維城就是維多利亞城（City of Victoria），原指位於香港島西北岸，為英國人於一八四一年佔領香港後成立的城區，中心為中環聖約翰座堂。維多利亞城大致上與華人所定的四環九約相同，四環即西環、上環、中環和下環（今灣仔及銅鑼灣一帶）；而九約則是四環的細分。這也就是電影的主要場景，不過這些典故恐怕香港人自己也都不甚了了，何況現在市場已放在內地，名字是換了，但那座城在導演的眼中，依然十年不變的執念，這部電影為甚麼一直找不到投資者，其中最大的原因就是卡在這裡。
一九九九年香港電影圈裏流傳著這樣的一個笑話：有一個瘋子拿著劇本到處找人投資六千八百萬，而且指定要搭建一座「維城」，但六千八百萬在當時是甚麼回事呢？一九九七年最賣座的港產片是成龍的《一個好人》，票房是港幣四千五百萬；一九九八年是《風雲雄霸天下》，票房四千一百五十萬；一九九九年是周星馳的《喜劇之王》，票房二千九百八十萬。
陳德森甚至曾經為了這一座城而和香港政府商討，當時也得到了當局的正面回應，政府批了兩塊地給他選，一塊在元朗，一塊在西九龍，西九龍那塊地的月租還只是港幣九千大元，只是陳德森後來卻發現這個計畫完全不可行，因為他要經過十九個部門的審批，審批期長達兩年。用他自己的話是這樣說：「到底我要建一個舊香港，還是要拍一部戲，我都搞不清楚了」。
轉機是內地合拍片制度的開放，還加上老拍檔陳可辛的成功，他在拍了得到兩億票房的《投名狀》之後，二ＯＯ九年在內地和黃建新以及於冬創立了《人人影視》，《十月圍城》成了新公司的頭炮，陳可辛替這電影找了九個內地的投資者，包括中影集團、上海文廣新聞傳媒集團、江蘇廣電集團和廣東南廣傳媒集團等等，整部戲投資一億五千萬人民幣，上映時間鎖定二ＯＯ九年十二月十八日。
從二ＯＯ八十月開始，歷時八個月，一座一九Ｏ五的維多利亞城在上海勝強影視基地終於搭蓋好了，這座城由原來的一個足球場，擴建到足足有五個半足球場那麼大，花了四千三百萬人民幣，其中三分之一由上海方面的投資者負責，拍完以後，這個城就會轉移到他們名下，永駐上海。
鄧小平二十年前說過要在內地多造幾個香港，現在終於有點眉目了。
而十年之後，當中的角色由周星馳或郭富城變了黎明，由蕭亞軒或後李心潔變了李宇春，張震變了謝霆鋒，張國榮變了梁家輝，當然原來梁家輝是要演大反派的，正如原來的曾志偉是要演現在由王學圻演的愛國商人，然後再加上原本的李嘉欣，還有甄子丹、任達華、張學友、范冰冰、巴特爾和胡軍等等。
演員和角色的變動是因為有些人已經不在人世，有些年華老去，像梁家輝，十年前練好一身肌肉，準備演一個由清廷派來的殺手統領。而曾志偉呢，因為這幾年掌門人主持給人的印象太深了，去演一個愛國商人恐怕會出現反效果。
幕後的班底也很多是原來的人馬，像服裝指導吳里璐、動作指導董瑋和負責建城設計的美術指導麥國強。
這戲開拍以後，也不是一帆風順的，例如梅雨季節提前來臨，還下足了一個月，由於要趕鎖定的聖誕黃金檔期，導演一開始就承受著巨大的壓力，三月才正式開機，卻要去趕十二月的檔期，於是每天拍攝結束之後整夜失眠，夢中醒來總是大喊一聲" cut "，服用安眠藥的劑量已達極限，依然不見起色，半夜吃到第三顆安眠藥的時候，也只能睡四個小時，最後還是病倒了，也不得不離開片場回到香港養病。
那時候還說陳德森又瘋了，而這次是被陳可辛逼瘋的，其實真正被逼瘋的是陳可辛，後來是陳可辛和拔刀相助的劉偉強等人一起出動去「救火」，那時候呢，情況是劇組固定人口四百，單日拍攝最多派發飯盒一千個，服裝、化妝、道具每天開工時間是淩晨四點半，劇組一天要發五六十萬的工資，單場拍攝最多是五台攝影機同時開動，集中的時候，陳德森、陳可辛、董瑋和劉偉強各帶一組，四個導演同時開工，後來連甄子丹也親自導演了一場打戲，群眾演員最多一場為一千人，單日平均工作時間十二小時，導演陳德森的紀錄是連續工作二十六個小時。
期間還發生了一段「小插曲」，工作人員跟景地發生了矛盾，臺灣老闆派人把劇組圍起來，圍了足足十天，還真的「十月圍城」，最後給敲了一筆錢了結。
做後期時，陳德森屢次邊看邊哭，他說：「我不敢和孫中山比，但這個電影就像革命一樣，光靠一個人是完成不了的，需要有很多人的支援，才能成功。」
後（不想）記：平安夜那天看了這齣電影，跟預期沒差多少，香港一九Ｏ五年的維多利亞變成了一個荒腔走板的紅番區，那當然沒有維多利亞的情調，只有港式茶餐廳的大匯演，伴奏著略帶刺耳的所謂愛國主旋律，而孫中山呢，就從一塊神主牌淪落為廣告牌。
作為一個香港人，我想，因為創業的考量、時間的緊拙、國內的環境等等，這齣「港產內地片」拍成這樣應該可以理解，雖然它實在配不上這樣的一個戲外的故事，如此眾志成「城」。
或許有那麼的一天，等陳可辛的兒子也長大成人了，是不是他也可以重拍這一齣電影，讓我們有一個貨真價實，關於革命和民主的故事。片中開場興中會會長楊衢雲回答學生的提問，「我們會有看到中國自由民主的一天嗎？」「我或許不可能，但我相信，你們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