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吳克儉出席生涯規劃教育論壇

近年教育界流行談「生涯規劃」，2014年施政報告[1]中，就每間學校撥款等同一名學位教師薪金的額外津貼，又推動工商機構參與「商校合作計劃」，務求推動「生涯規劃」。

教育局聲稱生涯規劃主要是「為學生提供升學就業資料，轉變為以更協調及有系統的方式加 強生涯規劃教育的元素。學校亦須在現有升學就業輔導的基礎上，進一步擴闊和深化服務內容，以協助學生了解本身的能力、事業／學術抱負、培養出正面的工作和學習態度，以及將事業／學業抱負與全人發展及終身學習連結。」[2]

確實，今時唔同往日。新高中學制推行後，所謂「生涯規劃」推至中三－不同於文理二分（或商工四分）的套餐，新高中以個別科目選修，將直接影響大學的選擇。所以一切，至起碼在中三上學期便已開始：當你仍與一個中二學生無分別時，已開始要思考將來出路。

生涯真的能夠規劃？

生涯真的能夠規劃嗎？踏入2001年，課程發展議會提出《學會學習－課程發展路向》報告，將「學會學習」成為21世紀頭十年的教學目標。也所以，一連串終身學習、學會學習，以至新高中改革更強調「共通能力」，正是說世界瞬息萬變，一本通書不能讀到老。

吊詭的是：教改告訴你世界瞬息萬變，稍後又話你能夠一早規劃好人生。

（獨媒特約報導）社民連黃浩銘、人民力量陳偉業、學民思潮黃之鋒及學聯羅冠聰去年6月11日在中聯辦門外示威，焚燒《一國兩制白皮書》道具，事隔1年被控「阻撓在正當執行職務的警務人員」。4人質疑控方拖延近13個月才提出檢控，背後有政治考慮，涉及濫用司法程序，向法院申請永久終止聆訊，今日到東區裁判法院提堂，案件押後至11月20日裁決。

辯方：延遲檢控令審訊不公

辯方指案情簡單，而且根據警方的調查報告，警方早於去年7月完成本案的調查，但律政司卻在事發13個月後，於今年7月才提出檢控，要求法庭傳召負責向律政司提供意見的助理刑事檢控專員黎嘉誼，解釋拖延原因。陳偉業自辯時指，事發超過1年，證人和被告的記憶都開始糢糊，亦難以尋找相關的影片作證，認為造成審訴不公平。

黃浩銘自辯時表示，在2014年6月11日事發當日，未有即時被捕，警方亦無任何警告指會檢控他，直至2015年7月6日獲悉將被起訴前，從不知道警方正在調查此案。黃又指在這一年間，自己先後5次被捕，包括613衝擊立法會、旺角清場，案件都較本案複雜，但都早已完成檢控，其中兩宗案件更已開審，質疑本案拖延1年，於雨傘運動結束及政改方案否決後才提控，並不合理，涉及政治考慮。

（獨媒特約報導）今屆區議會選舉，民主黨派出9人出戰中西區，當中包括出選正街的張啟昕。她認為要打造由下而上的理想社區，便應該多聽民意，令居民關注規劃和環保議題：「自己社區唔止要自己救同關心，而且應該自己規劃。」她更自言，和一般泛民的社區主任有所不同，認為深耕社區就是要多諮詢居民，尤其規劃和環保議題；而且真正的社區營造不是一朝一夕便可以成功。

即將三十而立的張啟昕在中大體育運動科學系畢業，及後在中學教體育。為人師表兩年後發現，工作量不多，而且不辛苦，她形容慢慢就變成了9月開學等聖誕，聖誕等新年再等放假。「可能我個人始終坐唔定，咁既生活真係好似盲無目的咁。」

因為許智峯

她後來選擇辭職到台灣修讀地理碩士課程，笑言因為可以到不同地方考察，而在修畢課程後打算到非牟利機構工作；但為何最後選擇投身政治，而且參選區議會？張啟昕回港後搵工時，最初曾到自由黨面試，及後看見民主黨中西區區議員許智峯聘請助理，便抱住一試無妨的心態。張坦言，在投身政治工作前，從未聽過許智峯的名字，甚至連自己選區的區議員是誰都不知道。

原圖：活在觀塘

10月17日，中環碼頭舉行市集，邀請台灣、泰國、日本等攤檔參與。為進入場館朝聖，數百計的文青，等上多個小時，甘之如飴。隨着本地文化興起和新高中的通識課程，「認識香港」變成少年和學生必讀一節，社區變成潮流，如雨後春筍的市集，爭相追捧。

過度商業謀殺市集

市集不是新「玩意」，昔日村落以廟宇為核心，有宗教、教育私塾和法庭等功能，廟前的大樹和空地，人流聚集，有人便成墟。今天我們見大埔墟、聯和墟都是由廟前空地演變的墟市。舊式墟市，活在社區，聚集、談天、交流、買賣，建基互信。時尚的市集，用上異國和藝術包裝，人情變成商品，交流變成購物，正面的價值是給予年輕人創作機會，發一下老闆和藝術的夢。實情跟小型的格仔舖商場沒有兩樣，市集慢慢跌入困局，愈要賣點，愈主流化，愈見高昂的租金，營運不易，一不小心走上全盤商業，手作變作廣告的宣傳口號，單一沒有特色。

根據多年從事手作朋友分享，過度商業化變成劣幣驅逐良幣。部分只為賺錢的偽文青，只會做他眼中認為利潤大的主流手作──用現成的小飾物用手貼在一些物件上。而一些真特色小攤，會被活動大會視作非主流而不能入場。來逛市集的人都想像要講價，真手作變得沒有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