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石棉為戰後眾多新界寮屋區的主要建築物料，若不刻意毀壞瓦面，並不會對身體構成任何傷害，新界村民與石棉瓦數十載相處安好，環保署亦指新界寮屋的石棉瓦保存良好，若不蓄意破壞它就並不構成問題。然而，近日有關注石棉組織進入粉嶺北一帶踢爆恆地拆卸村屋時不當處理石棉影響工人健康安全以後，觸發粉嶺馬屎埔村一帶村民極大的憤怒。石棉事件的由來可追溯如下：

1) 1998年，董建華提出在新界東北發展「無煙城」，將粉嶺北一帶發展為「河畔市鎮」，公佈後立即引來地產商的投機；

2) 在公佈後十年間，政府一直沒有舉動，而大地產商則從中分別透過不同「艇仔」收地公司作中介，在被規劃為發展區的非原居民村落裡大量囤地收屋，2004年數據，恆地單是在馬屎埔村已經囤積超過70萬平方尺的農地；

前言

在傳統的左翼論述之中，對政治制度的分析可謂相對貧乏。從理論的向度來說，基於傳統馬克思主義對經濟分析的重視，以及種種意識形態從屬於生產力／生產關係的說法，大部份的社會分析均著眼於既有資本主義制度中的壓迫，嘗試批判或推翻既有的生產關係，而非政治制度的變革。

當然，即使生產關係在正統馬克思主義之中佔有最重要的位置，任何人也難以忽略政治的力量。相對於所謂的「資產階級民主」，列寧也有提出過大家耳熟能詳的「無產階級專政」的說法，但自蘇聯解體以後，民主政體基本上已成為實在的普世標準。現存的左翼分析，少提長遠的政治變革，大多是在代議民主的框架內去想像怎樣改變。左翼的政治分析，多遊走在民間團體、工會、工人政黨三者的互動之間。

在這樣的情況下，不難想像既有的左翼政治分析難以套用在香港身上。一方面香港是成熟的資本主義體制，但另一方面代議民主的發展卻完全沒有相應的配合。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究竟還可以說甚麼呢？

如果脈絡難以借鑑，那麼我們便回到一些基本的原則去談。不過，為了突顯傳統左翼分析的力量，容我先將左翼的光譜拉闊一點，先談所謂修正主義的社會民主主義對傳統代議民主的批評，然後再回到傳統的左翼分析。

社會民主主義：形式 vs. 實在

話說有個老太太剛搬到小鎮上，住落後總覺得有點不妥——被爆格、腳痛等不一而足。街坊塘邊鶴地說：肯是被門牌號碼剋住。老太太信以為真，便向政客求助，請求他幫忙申請更改門牌號。政客回答說：「這種事，自己動手不就成嗎？現在你住13號，加個『前座』或『後座』不就好了嗎？」老太太一臉認真地說：「試過了！幾星期前我偷偷的在門牌後加上『前坐』兩個字，倒楣依舊。這種事自己不成的，是要正正式式的交給『上面』幹！」

所謂「上面」的精要，就涉及「符號效率」（symbolic efficiency）。老太太知道政客知道街坊都不足夠，老太太若是要轉運，端視乎「上面」是否已經知道，哪管所謂的「上面」是指稅局還是上帝。

同一道理的反面，難道不正正就是有關「世代」、「80後」的爭議嗎？反高鐵運動，一般都認為在一月十六日立法會通過撥款方案後已燦爛歸平淡。由反高鐵運動引申出的「80後」、「世代論」等的討論，亦彷彿完結了其「歷史任務」——亦即，當政府及媒體論者都爭相要替整場運動找個說法時，「80後」、「世代等」等標籤，儘管言人人殊，卻能適逢其會地在輿論及常識及偏見中，權充著謎一般的主謀。熱潮過了卻不代表問題已經解決，又或者，正是熱潮之後，才是檢視之時。

立法局小史，或歷久常新的衝激

今年2月底，筆者在布魯塞爾遇見來自希臘的兩個左翼黨派的 活動份子，一個屬於激進左翼聯盟（Syriza, Coalition of the Radical Left）。另外一個隸屬希臘共產國際主義社（The Organization of Communist Internationalists of Greece）。（圖片來自Syriza網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