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立媒體﹝香港﹞社團於零六年七一遊行設的籌款小檔。聰攝
從網絡社群的反應看，劉曉波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真乃一件大事。首先在是揭曉之前，不少社運青年、傾向抗爭的文化界人士，紛紛將劉曉波換作頭像，更有網友呼喚動用念力，望助劉曉波獲獎。消息一揭曉，許多人包括八方，fb即遭瘋狂洗版，「開酒！」等歡慶聲此起彼落，與twitter上反應一致，至於設有人肉查機制的新浪微博，版面接近癱瘓，所有頭像無法顯示，甚至有審查人員發出「刪到手軟，飯都沒得吃」的哀鳴。
在歡慶當中，自然有社運人士表示異議、無法分享興奮；八方將異議論點粗略整理如下（以下論點亦由苦勞網孫窮理的報導文章涵蓋）：
1. 針對劉曉波提出「零八憲章」中，倡議私有產權等資本主義自由經濟的論點，表示保留甚至反對；
中譯《倫敦書評》2010年10月21日。Vol. 32, No. 20。頁8-9。
Richard McGregor, The Party: The Secret World of China’s Communist Rulers. Allen Lane, 302 pp, £25.00, June 2010, ISBN 978 1 84614 173 7.
評論施政報告的重點，由討論「置安心資助房屋計劃」能否幫市民儲首期置業，轉移到價值百億的關愛基金。似乎輿論感興趣的，除了是運作細則，以及哪位富豪捐多少億之外，更是疑慮把關人和執行部門會否另有意圖。
慈善恐成助選經費？
關愛基金由政務司司長唐英年領導運作，由民政事務局處理。議員和學者隨即質疑基金會否變成政治捐獻。理工大學社會科學系講師暨正言匯社社長張超雄擔心商界會藉捐獻支持唐英年。此外，民政事務局一向跟地區社團和區議員關係密切，筆者不少朋友已說自從曾德成上任局長後，民政署特別對親建制的團體撥款申請「手鬆」，社福界立法會議員張國柱擔心基金或會成為議會選舉的拉票途徑，扭曲原意。他建議基金應交給勞工及福利局負責。就算不談官場秘史，社聯主席陳智思認為基金只是「救災」式撥款，也未能消減民眾仇富情緒。他又擔心富豪捐出上億善款基金後，減少捐獻給一般社會服務團體，影響團體善款收入。
富商那五十億是如何來的？
筆者同意他們的憂慮，但我更憂慮的，是為何大眾少有疑問設立基金的決定。打從今年起，筆者聽到一些基金的名字，例如成立數年的百仁基金、田北俊早期稱構思的扶貧基金、剛成立的兒童發展配對基金，連同響噹噹的「集思公益」和施政報告提出的關愛基金。富豪及其後代義不容辭擲下千金注資，洗脫──縱使他們否認──為富不仁的形象。
(刊今日《信報》「文化評論」版)
月前社運朋友在facebook上傳來田生地產在何文田一帶的併購banner，驚嚇成份令人嘩然。雖經網絡流傳及傳媒報道後，若干地段的「覆蓋程度」已略有收斂，但以拉橫額作為一種迫遷收樓手段，本質不變。價廉物美、對生態有害的banner 膠產品（本文簡稱「笨膠」，泛指由橫額到易拉架等以電腦輸出技術印製成的宣傳品），在十年八載間先後成為廣告以至社運界恩物。如果說紅白藍代表的是多勞多得、人人平等的香港精神；那麼這種題材不限、尺寸任揀的笨膠所見證的，則是寸金尺土的城市空間，無論平面立面都寸土必爭。
視覺恐嚇
(第八屆香港社會運動電影節影片《阿賀河上的日子》的影評,影片放映:日期: 17/10/2010星期日| 時間:7:30pm| 地點: 鯉魚門榕樹頭, 地圖請去http://smff2010.wordpress.com/)
寫在前面
為了寫一點關於《阿賀河上的生活》一片的介紹，又再翻看了一次該片，重拾起幾年前初看此片時的激動的感覺－－就是那種，當你看到一個真、善、美的結晶，當你見到有人通過一個藝術創作的過程，將不同的人的生命連起來了，「我」將不再只是「我」的那種觸動。
現今導演佐藤真已自殺過身，才思想起當年好像未有清楚向他表達這齣影片為我所帶來的觸動，也有一些問題未好好請教過他。現在，短時間內要寫介紹猶恐力有不逮，唯恐影片在我筆下降了格。搪塞地說，豐富的作品往往難以介紹，故下文也只能觸及影片的幾個側影。因此，還是由衷希望各位還是親自來到鯉魚門觀看此片，直接在自然環境中感受這電影吧－－雖說是宣傳話，但也實在是由衷之言啊。
隱隱作痛的、深遠的傷口－－水銀中毒事件
1971年暑假，我小學畢業去新蒲崗一間玩具廠做暑期工。
工廠是流水作業，我們做一種叫碌軌的工作。教我們的組長叫鳳萍。她人很好，很有笑容，快手快腳，常常一邊做一邊跟我們聊天。當時年少的我們社會關係狹窄，只有家人師長同學，在工廠，我們多了一班工友。輕輕體會成長和獨立的奧妙。
工友比我們年長，但對暑期工很親切。特別是鳳萍，她是廠內的靈魂人物，誰人有問題都去找她。她也義不容辭，事事挺身而出。我們在她帶領下，過了一個既賺到錢又歡樂的暑假。也感受了工廠生活正面和積極的部份。
升中了，我們重投校園。鳳萍繼續在廠內穿花蝴蝶……離開的時候，大家都依依不捨。沒什麼利害關係，這一段樸素的感情，令大家感覺非常良好。我記得，鳳萍還叮囑我們寫信給她。那個年代的工廠生活，真沒有什麼血汗的感覺。反而是廠內互相幫忙的氣氛，令我覺得工友好有人情味。
社會談「仇富」看來愈講愈熱。為此，我重讀了Slavoj Zizek, Living in an End Times，裏面有一篇章談Anger，其中就講到仇恨，並引用耶穌的講論來演繹。這個部份很有趣，值得細讀。
仇，都是負面的嗎？
問這個問題，我的預設答案當然是否定。早前獨立媒體舉辦的「離線沙龍」，題目是「仇富：改造社會的新力量」。席上各講者均從社會發展脈絡、情感政治、工人運動幾方面，肯定仇之力量確實可以有正面的效果。況且，仇是一個自然的反應，在受壓逼中作出保護性或反抗性回應，除非你接受被人打死罷就，一點求生意志也沒有，否則，仇在受壓的情況下還是正當和合理的。當然，齊澤克好像嫌這樣的條件反射還不夠，因為在他看來，條件反射或者都可能包含要重新思考的意識形態操作。說得清楚一點，這些不證自明的反應，在齊澤克的政治哲學思想中都是要進行更基進的批判，才能側視實在（Real）。亦因為此，他在上述的仇恨反應中，會再度推演出類近甘地的非暴力（超暴力）抗爭才罷休。這個例子在他之前的著作Violence中用過。而在Living in an End Times中，他則以In Hell來解釋：在一個腐敗的後蘇聯監獄，主人公拒絕獄卒要求囚犯互相打鬥作為娛樂的要求。
十月五日早上，從新聞知道變性人婚權的司法覆核案將於當天宣判，我與友人屏息靜氣，回來瀏覽即時新聞。十時許，收音機傳來壞消息—— 「司法覆核敗訴」。我在○七年曾經興訟，就廣管局對香港電台《鏗鏘集》發出強烈勸喻抱不平。因身繫官司而忐忑不安，我甚有同感，對於訴訟勝敗的執著，更有切膚感受。如今，爭取變性人婚權的第一仗雖敗陣而還，但它卻驅使輿論放下獵奇心態，正面認識跨性別，總算為這個絕不平坦的平權運動添加動力。傳媒近日追訪多名變性人，翻開一個又一個綻放頑強生命力的故事。縱然各人命途有異，但都在生命的某一個關鍵時刻碰上同一個他——袁維昌醫生。
接受外科訓練的袁醫生一九八七年在英國學成歸來，首數年服務於瑪麗醫院，九二年轉到律敦治醫院，並一直懸壺至今。他憶述求學時從沒想過會替人施變性手術，亦未有機會親身觀看這類手術過程。「當年念外科，不像今天那樣拆分仔細，變成一個又一個獨立的外科專科；我基本上什麼都要讀，掌握了技巧，無論用於頭還是腳也是一樣貫通的。」八七年，剛好學成回港，袁的上司泌尿科專科醫生黃國基便指派他負責一宗由女變男（female-to-male，或簡稱FTM）的變性手術，萬料不到的是，這次手術使袁醫生與跨性別群體結下不解之緣，亦令他走上一條「不尋常」的醫生生涯。
眼見國內朋友因慶祝劉曉波獲頒諾貝爾和平獎而被扣留，便決定參加友人發起的「飯醉」行動，到中聯辦門外，好好慶祝一番。沒想到，其中一位同行者，廿歲出頭的女生阿橙（葉浩意），卻因為開香檳時，酒花濺到中聯辦保安而被捕。其後，阿橙被扣留二個多小時問話，警方高層最後決定控告她「普通毆打」罪，要自簽五百元保釋。（警察從邀請阿橙落口供到拘捕的片段見此，共三段。）
「釋放劉曉波、我地笑呵呵！」
這次集會散步，人數並不多，大概二十人。不過每個人都自備了一些慶祝的東西，包括：啤酒、香檳、紅酒、米酒、蛋卷、小蛋糕、煙三文魚，還有一個鼓、兩個喜宴花炮和一些自製的海報，其中一個充滿廣府話特色的牌子寫著「中共人權衰到貼地」、「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屌七共產黨」！
從立法會走到中聯辦，沿途即興叫口號：「釋放劉曉波、要和平、不要專政！」，「釋放劉曉波、我地笑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