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施政報告的重點，由討論「置安心資助房屋計劃」能否幫市民儲首期置業，轉移到價值百億的關愛基金。似乎輿論感興趣的，除了是運作細則，以及哪位富豪捐多少億之外，更是疑慮把關人和執行部門會否另有意圖。
慈善恐成助選經費？
關愛基金由政務司司長唐英年領導運作，由民政事務局處理。議員和學者隨即質疑基金會否變成政治捐獻。理工大學社會科學系講師暨正言匯社社長張超雄擔心商界會藉捐獻支持唐英年。此外，民政事務局一向跟地區社團和區議員關係密切，筆者不少朋友已說自從曾德成上任局長後，民政署特別對親建制的團體撥款申請「手鬆」，社福界立法會議員張國柱擔心基金或會成為議會選舉的拉票途徑，扭曲原意。他建議基金應交給勞工及福利局負責。就算不談官場秘史，社聯主席陳智思認為基金只是「救災」式撥款，也未能消減民眾仇富情緒。他又擔心富豪捐出上億善款基金後，減少捐獻給一般社會服務團體，影響團體善款收入。
富商那五十億是如何來的？
筆者同意他們的憂慮，但我更憂慮的，是為何大眾少有疑問設立基金的決定。打從今年起，筆者聽到一些基金的名字，例如成立數年的百仁基金、田北俊早期稱構思的扶貧基金、剛成立的兒童發展配對基金，連同響噹噹的「集思公益」和施政報告提出的關愛基金。富豪及其後代義不容辭擲下千金注資，洗脫──縱使他們否認──為富不仁的形象。
當巨賈們捐錢，筆者不禁會問，為何他能剎那間揮掉五億而面無難色？做慈善做到這個地步，條件一定是社會十分不平等，有一小撮人奪去大多數勞動者的生產成果，變成財富，並集中在這些人手上。當中或許還有數之不盡的公司收購合併，外判工序，甚至打壓工會，令到民眾失去應有權益。蓋茨之所以能夠捐身家，一個重要原因是他一度壟斷了電腦軟件和互聯網瀏覽器市場，令他賺下一大筆錢。
此外，比爾蓋茨基金會（Gates Foundation）在2007年投放了超過七億英鎊於全球健康項目，並成為世界衛生組織的其中一個金主。英國衛報有評論已指出基金會摒除與其理念不同的非政府組織和大學，以及導引世衛的方向，擔心私人組織會控制公共機構。憂心的是，似乎香港有基金會也有這個傾向，限制私人捐款的用途（註一），而公眾難以監察。
救濟貧窮意識揮之不去
今次的關愛基金，開宗明義希望民商官（有別於官商民）合作，幫助社會福利安全網而外的基層市民，生活得到保障，及為青年人創造向上流動的機會。雖然唐英年聲稱，政府不是藉基金外判政府責任，並會不斷改善社會保障制度，但他突顯基層民眾缺乏資源而未能搭上經濟轉型的列車，卻不理會大商家應該付多少貧富懸殊的責任，還歡迎他們捐款合作。這反映政府仍然不敢得罪大商家，仍然只認為貧窮源自資源匱乏，希望商家伸出援手，救濟基層。幫助基層，為何不可能如張超雄所說，乾脆修訂政策，擴大安全網，加大力度資源再分配？失望的是，本地社會鮮有批判這種行善背後的意識。
誰有資格監督基金？
唐英年表明關愛基金會包含政府、商界、專業、社福、教育、醫療、學術界等代表，但他沒有說清楚揀選代表的方法。究竟是政務司司長委任，捐款最多的幾位挑選，還是如功能組別那樣，界別選民選出代表，還是全民普選？當然，後兩者是天荒夜談，但百億基金絕不是少數目，民眾理應有渠道監督甚至決定款項用途，而並不僅僅由十數人決定。民主絕不只限在議會。
誠然，香港人，不論老幼，均生長於充滿慈善的社會，不少醫院、學校、安老院等都依靠善長捐助才能成立和營運。行善積德，造福社會，本應多加支持。只是，我們在享受這些慈善服務，和感激行善者之餘，退後一步，想想慈善是否解決社會問題的獨步單方，以及如何確保達到基金目標。
註一
李嘉誠基金會的「香港仁愛香港」公益行動，申請項目規定不能「誹謗、詆毀」任何商品服務及人士，而且不能涉及政治活動。
參考資料
張超雄，《施政報告黔驢技窮》，正言匯社。
明報，2010年9月16日，《李嘉誠推網上善舉公投 主題「愛香港」首階段3000 萬選100方案》。
明報，2010年10月15 日，《民政局負責基金惹政治揣測》。
星島日報 ，2010年10月15 日，《由民政局主理社福界有憂慮》。
唐英年，2010年10月15 日，《關於成立關愛基金》，信報財經新聞。
David McCoy，《The giants of philanthropy》，英國衛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