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譯《倫敦書評》2010年10月21日。Vol. 32, No. 20。頁8-9。
Richard McGregor, The Party: The Secret World of China’s Communist Rulers. Allen Lane, 302 pp, £25.00, June 2010, ISBN 978 1 84614 173 7.
傳記作家William Taubman將赫魯曉夫於1956年譴責斯大林罪行的講話，評為「使蘇維埃政權和他自己落入永無翻身之境」的政治行動。雖然這種判斷為純粹投機之舉，但某種難以從政治策略上合理理解的任意過剩卻在純粹投機中發生作用。這講話搖動了那些絕對權威的領導教條，令所有位高權重者頓時下沉崩潰。有不少忠誠追隨斯大林的人因赫魯曉夫的講話而變得失常，甚至需要以藥物來解救。其中，第一書記貝魯特（Boleslaw Bierut）便因心臟病發而猝死；斯大林作家 Alexander Fadeyew 亦在數天後自殺身亡。我這裏的重點不是要指出這些死者都是「忠誠的共產主義者」，恰恰相反，他們當中有大多數都是對蘇維埃失去憧憬的殘忍操控者。他們之所以倒下，全是因為那個作為支撐著他們繼續殘暴不仁及爭奪權力的「大他者」（Big Other）「客觀」幻象遭到瓦解。一直以來，他們都是躲在這個大他者的背後，憑藉它來替代他們去相信（共產主義）。但現在這個機制全面解體了。
赫魯曉夫在賭一賭，試著以他（有限度）的懺悔來壯大共產主義運動，結果在一段短時間內他成功了：我們應該時常記著，對於心悅誠服地懷抱共產主義大業的角度看，赫魯曉夫年代是真正共產主義熱情的最後階段（the last period of authentic Communist enthusiasm）。當赫魯曉夫1959年訪美時，便曾對當時的農業部長說，「你的孫兒將會於共產主義下生活」。他當時是在表達著全體蘇維埃位高權重者（nomenklatura）的認信。故此，即使到了戈巴卓夫（Gorbachev）也希望進一步對過去進行更激進的指責時，但結果是列寧始終還是未有攻破，托洛斯基仍是非人（non-person）一個。
以上述事件跟毛澤東以後的中國相比，正如Richard McGregor在《黨》（The Party）所表達的：鄧小平的「改革」是朝向極之不同的方向發展。在經濟的組織上（以至文化上），一般對「共產主義」的理解已被丟棄，並奔往西方世界去，接受私有產業、追求利潤、享樂式個人主義的生活模式等等。中國共產黨雖繼續維持著她的統識（hegemony），但已不是根據著教義的正統（官方的論述中，和諧社會的儒家思想實質地取代了所有共產主義的成份），而是透過維護共產黨作為中國穩定發展的唯一保證。
中國共產黨要維持其統識，其中一個主要的手段便是嚴密監控及規範中國歷史的表達，特別是過去二百年的歷史。這歷史不停地在國家媒體及教科書中重覆出現，展現著一種國恥，時段打從十九世紀中葉鴉片戰爭至1949年新中國的勝利為止。這國恥式歷史目的是使到每個愛國者都會擁護共產黨的管治。當歷史被濫用來要為政權提出合法性時，它便不能支持任何實在的自我批判發生。中國從戈巴卓夫的失敗中學了一課，這就是「全面承認『根本錯誤』（founding crimes）會導致整個體系土崩瓦解」。換言之，他們必須要否認！這是千真萬確的，今天某些毛澤東的「過份」和「差錯」備受譴責（大躍進和接著廣泛地區發生饑荒；文化大革命），並鄧小平對毛澤東形象的「七分功三分過」也被同時收進官方論述中。然而鄧小平對毛澤東的評價，成為了正式的結論，使得任何進一步的討論與說明都變得多餘。毛澤東或許真有三分錯，但他仍然受到建國之父之位置被人紀念尊重。他的遺體被放進陵墓裏，他的肖像也被印到鈔票上。在一個清晰可見的拜物教否定（fetishistic disavowal）中，每個人都知道毛澤東做了錯事而令人受苦，然而他的形像卻仍在神奇地維持著純潔無瑕。如此，中國共產黨員能獲得餅之餘，也能盡情享用之：經濟寬容因此便與千秋萬世的黨領導結合起來。
這究竟是如何操作的呢？黨的統識是如何結合現在國家機器來進行市場經濟的巧取豪奪？甚麼形式的制度現實在支撐著官方那套把良好交易市場表現（投資獲得高回報）說成為為社會主義而戰？目下正發生在中國的是毫不簡單的私有化資本主義經濟和共產政權的結合。國家和黨坐擁著主要的中國公司，特別是那些大企業，這令到黨本身主導著這些大公司在市場上的表現。要解決這個明顯的矛盾，鄧小平調配出單一雙重制。「作為組織，黨將坐在外邊，又在法律之上。」北京大學法律教授賀衛方向McGregor說：「她應該擁有法定地位，打個比方，就像一個人興訴，但他卻不被視之為一個組織看待。中國共產黨同時存在在法律系統之外。」McGregor認為這看來是匪夷所思的，並如是寫，
「要將一個大得像中國共產黨的組織隱藏起來，但同時又讓她在幕後關照著一切。眾多黨政部門便要限制著個人及傳媒免於高調公開。而黨領導（被理解為一小管治團隊）規範和照管所有部門的政策時，亦只會在眾目睽睽之外執行著他們的工作。他們所有的露面甚至存在，都只會在認可官方媒體上發生，確保一切決定的臨到都在旁人無從問津下完成。」
但發生在鄧小平年代的軼事正好反映出黨組織的奇趣端倪。當鄧小平還在世時，雖然他已從總書記的位置上退下來，但他在位高權重者之中卻仍然享有超然神聖的地位。在一次接受外國記者的訪問時，他洩露了重大的國家機密，這就是他依然是最高領導人，依然在所有決定上擁有無上的權力。事實上，所有人都對鄧小平之持續執政心知肚明；這只不過是從來不以官方的形式說明而已。所以，這個秘密已不是我們一般理解的秘密了：它純粹披著「秘密」這外衣招搖過市（譯按：即中國共產黨的「秘密」正是要你知道她在背後操控一切，原文作‘it announced itself as a secret’。這裏的翻譯是參照過去齊澤克對「國王的新衣」故事以意識形態批判的新釋而作的，他指出國王的新衣重點不在國王沒有穿衣，而是所有人都知道國王沒有穿（新）衣下仍然偽裝他有穿衣來辦，他們已毫不介意國王沒有穿衣）。職是之故，今天這已不再是人民被假定不知道這個隱藏於黨內的結構正在管治著國家，而是大家都充分意覺這個隱藏的網絡在運作中。
政府與其他的國家機制在表面上表現出他們在別的國家都一樣的做法，正如財政部長便計劃預算，法庭鋪限證供，大學作教導和頒授學位、祭司主持宗教禮儀。所以在一方面我們有法律的系統、政府、民選的國議、司法機關、法律的規範等等。但在另一方面，我們卻有黨（官方以「黨和國家領導」表達，其中是以黨先行的），她有無上權威，但卻又常常隱藏在背後。劉曉波獲得諾貝爾和平獎，讓人認出中國的成功故事底下的諸多張力和對抗，也是中國走進議會民主時可能進一步深化矛盾的一個註腳。
有許多國家，甚至是在形式上為民主的國家中，其實有不少秘密的人士正在控制著政府。例如在種族隔離下的南非便有秘密兄弟會（Broederbond）。使中國的情況獨特起來的，是在公共和隱秘的領域中本身都被制度化了。
對重要位置的提名，不論在黨和國家機關以致大公司中，皆由中央組織部門（the Central Organization Department）這黨的組織來決定。這個組織的總部設在北京，但卻找不到她的電話號碼及沒有路牌指示其所在位置。若組織的決定一旦落實，便會送到合法機關—人民大會，然後大家行禮如儀地透過投票通過確認。相同地「先黨後國」做法發生在每一個層面，包括基本的經濟政策，也是先在黨內辯論，然後便由政府部門來確認。黨與國家之間的縫隙在反貪鬥爭中是昭彰明甚的：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the Central Commission for Discipline Inspection）這個黨組織調查案件時是無需受到法律的限制：疑犯有可能遭到綁架，被暴力質詢，及最長被關禁六個月之久。如是所取得的證供可想而知並非是基於事實證據，而是關乎黨內部複雜的秘密議價，後在某種考慮下被確立罪名，最終還只會送交國家法律部門裁決。這樣看來，所有事情其實老早已有決定，而審訊只不過是一次儀式而已—只有判詞部份有時會有酙酌的餘地。
最大的諷刺是黨本身才是所有貪腐的根源。她總是在公共視線下進行著繁複的工作。在圈內，黨高層與國家機關以至工廠主管，都透過一種叫「紅機器」的電話網絡來溝通聯繫—擁有其中的電話號碼便毫不含糊地反映出你的地位。有一副部長曾告訴McGregor，指「超過半數經由『紅機器』所接到來自高層官員的要求，他們幾乎都不約而同地問道：『可否為我的兒子、女兒、外甥、姪、表、朋友等等找一份工作？』」
在每隔八年一次的黨大會上，新的中央權力班子名單便會被欽點地產生—九位中共政治局常委會成員。整個甄選過程包含著幕後複雜的商議。人民代表大會通過名單前夕也不會知道誰最終會被任命。直至最後一刻，代表們行禮如儀地被邀請從名單中投票選出新班子。新管治班子亦會在一致通過中誕生。黨內最高權力管治核心有三個崗位（也不是一定的）：國家主席、黨總書記及中央軍委主席（軍隊首長）。後兩個位置要較第一個位置重要。而人民解放軍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政治實體，承毛澤東的話，是「黨指領槍杆子」。在資產階級國家中，軍隊一般被假定為非政治性、政治中立地維護憲政秩序的；但在中國共產黨中，如此去政治化的軍隊將會帶來不可想像的危險，因為軍隊正是國家服務於黨領導下的保證。若事情是這樣運作時，整個結構其實是依杖著權力與協議的碎弱平行關係。因為黨是在法以外行事的，故此一套複雜不成文的管治規則使人跟隨著黨的領導。
黨國的概念不能再在二十世紀的共產主義中行駛出公義：因為在黨與國之間常常存著縫隙，而黨又像是國家的影子一樣在指點江山。異見人士要求著一種與國家保持一定距離的新政治，但他們卻沒有識辨出其實黨正是這道距離：她（黨）包含著對國家的基本不信任，彷彿所有機制與運作都要無時無刻得到黨的管理、監控。真正的二十世紀共產主義者絕不充分接受國家：他接受代理的必要性、免於法律的約朿，以使她有足夠權力來指導國家的活動。
這個模式肯定會被批評為不民主。在作為民主模式的倫理—政治的取向下，黨至少在形式上被要求低於國家機制，使她能符合「民主的要求」。這裏其實忽視了一個事實，就是在「自由」社會中，宰制與束縛是在「去政治化」的經濟財產領域及管治權力下運作的。那麼中國共產黨與國家機器保持一定的距離，並在沒有法律約束下行使其權力不是提供了一種可能性嗎：「非法」活動並不一定要在市場的旨趣下才能進行的，有時候，也在工人的旨趣中發生。例如在2008年金融危機沖擊中國的時候，本能地反應下，中國應跟隨西方銀行的危機處理方案，嚴格地削減向期望進一步擴張公司的借貸。但非正式地，也沒有法律的合法允許下，中國共產黨簡單地指令銀行放寬信貸，結果成功地維持著中國經濟的增長。另一個例子，西方政府投訴其國內工業未能在發展綠色技術上與中國競爭，皆因中國公司獲得了政府財政上的支助。但這樣做究竟有何不妥呢？為何西方不直接跟隨中國去做同樣的事情呢？
但是中國沒有新加坡、也不是新加坡：中國不像一個獨裁管治的穩定國家，能保證社會和諧，和資本主義在規管下繼續運作下去的穩定國家。每年由工人、農民及少數群體組織，最終被警察和軍隊鎮壓的有成千宗的抗爭。毫不奇怪官方的宣傳強逼地堅持提倡和諧社會的觀念：這個十分過剩使我們看到混亂和失序這另一反面。我們應該緊記斯大林式詮釋根本原理：鑑於官方媒體不公開地報導問題，所以最有效去探測它便是注視在國家宣傳中的補償性過剩：愈多談「和諧」，便表示愈多混亂和對立在現實中發生。中國是勉強地受控著，然而危機卻可一觸即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