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即捐款
不計焦點導演的回顧展，第三十四屆香港國際電影節已於月初結束。根據國際電影節協會於電影節閉幕所發新聞稿的數字，今年共售出80,000張門票，滿座場次有136場，比去上上升百份之6。登記了的媒體人數比去年多百份之28，來自22個不同國家，全球同步報導這個有超過290部來50多個國家的電影上映（65部還要是首映）的電影節。
數字當然有其客觀性，亦能看出主辦單位認為電影節最值得標榜的面向。然而一如既往，關於電影節的評論除了個別電影的評論，亦有對電影節的各項安排的評論。林沛理在《亞洲周刊》撰文批評電影節商品化和商業化，將「看電影」變成不過是另一種消費行為，而節目手冊亦不過是產品目錄等。此外，技術性的問題也不少，例如筆者在文化中心看的《死心不息》（"enter the void", gaspar noe, 2009），亦出現懷疑搞錯每秒放映格數，聲畫不對之餘片長亦長了約三十分鐘。
補票的藝術
警察柔道部教練今日聯同一班學生，到金鐘警察總部抗議，並將約見信件交予警方。事緣由去年東亞運至今，任教於警察柔道部的教練黃柱光，一直以來因為柔道總會選拔不公，組織封閉的緣故，舉行了多次示威及抗爭。到今年三月，黃柱光任教練的柔道會，在香港冠軍柔道公開賽中，獲得了兩面金牌。黃柱光指，該兩名選手在比賽期間，裁判已多番偏幫對手，在他們最終得冠之後，他們身穿整齊柔道袍，外加一件寫有抗議字句的背心上台領獎，大會拒絕頒獎。在賽場之上，多間柔道會的徒生上前包圍黃柱光及兩位冠軍得主，最終兩位冠軍得主被工作人員抬走，黃柱光則因「涉嫌襲擊」被警方帶走。事後，警察柔道部高層致電黃柱光，著他「自行離職」。
黃柱光事後召開記者會，他在記者會上指，他絕不會「自行離職」，亦不會向這些政治壓力低頭。他任教警察柔道部已二十多年，在職期間，警察柔道部一直滿意此表現，若果純為他「抗爭」而終止聘用，實在不公平。然而，他一直以自僱形式受僱於柔道部，他明言，警察柔道部一定不會繼續聘用，屆時他整隊柔道隊都會失去訓練場地，日後出賽的成續將不會得到保證。黃柱光已打定輸數，目前正四出尋找新的訓練場地。
圖（上）：體育苦主於東亞運期間示威
圖（下）：今日4月23日到警總的示威行動相片
眾所周知，石棉為戰後眾多新界寮屋區的主要建築物料，若不刻意毀壞瓦面，並不會對身體構成任何傷害，新界村民與石棉瓦數十載相處安好，環保署亦指新界寮屋的石棉瓦保存良好，若不蓄意破壞它就並不構成問題。然而，近日有關注石棉組織進入粉嶺北一帶踢爆恆地拆卸村屋時不當處理石棉影響工人健康安全以後，觸發粉嶺馬屎埔村一帶村民極大的憤怒。石棉事件的由來可追溯如下：
1) 1998年，董建華提出在新界東北發展「無煙城」，將粉嶺北一帶發展為「河畔市鎮」，公佈後立即引來地產商的投機；
2) 在公佈後十年間，政府一直沒有舉動，而大地產商則從中分別透過不同「艇仔」收地公司作中介，在被規劃為發展區的非原居民村落裡大量囤地收屋，2004年數據，恆地單是在馬屎埔村已經囤積超過70萬平方尺的農地；
吳姑娘和我其實是兩個世界的人。
初相識的時候，我實在不太懂得與吳姑娘相處。她說話嗓門很大，街頭說一句話，街尾也能聽見；大伙兒在談論政策問題，她會忽然岔開，由油麻地街貓說到新界北狗場，一頭又一頭幸或不幸的貓狗，一個又一個貧或富裕的義工，一個又一個短或長篇的故事。政策、權益、壓力團體、社會運動……這些玩意兒她不懂。
然而，吳姑娘間中還是會打電話來跟我閒聊——我也說錯了，對吳姑娘來說，她都是在談「正事」，也就是指她日復一日地照顧街上的貓們狗們，餵食，看病，一個晚上捉七、八隻貓街坊，然後召相熟的客貨車，自付車資，送到愛護動物協會做絕育手術（註一），然後又把送回原居地。這是吳姑娘多年來的日常工作，她在正職以外的專業——吳姑娘的正職是鐘點女傭。
如同一切正事一樣，過程總有阻礙。這一天，吳姑娘對我說：
「昨天晚上捉街貓，有幾個尼泊爾人過來問我：『你捉貓作什麼？是不是作非法用途？』我跟他們說是捉貓去絕育，他們『哦』了一聲，就走開了。反而是幾個本地人，對我冷言冷語，哼。」
前言
在傳統的左翼論述之中，對政治制度的分析可謂相對貧乏。從理論的向度來說，基於傳統馬克思主義對經濟分析的重視，以及種種意識形態從屬於生產力／生產關係的說法，大部份的社會分析均著眼於既有資本主義制度中的壓迫，嘗試批判或推翻既有的生產關係，而非政治制度的變革。
當然，即使生產關係在正統馬克思主義之中佔有最重要的位置，任何人也難以忽略政治的力量。相對於所謂的「資產階級民主」，列寧也有提出過大家耳熟能詳的「無產階級專政」的說法，但自蘇聯解體以後，民主政體基本上已成為實在的普世標準。現存的左翼分析，少提長遠的政治變革，大多是在代議民主的框架內去想像怎樣改變。左翼的政治分析，多遊走在民間團體、工會、工人政黨三者的互動之間。
在這樣的情況下，不難想像既有的左翼政治分析難以套用在香港身上。一方面香港是成熟的資本主義體制，但另一方面代議民主的發展卻完全沒有相應的配合。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究竟還可以說甚麼呢？
如果脈絡難以借鑑，那麼我們便回到一些基本的原則去談。不過，為了突顯傳統左翼分析的力量，容我先將左翼的光譜拉闊一點，先談所謂修正主義的社會民主主義對傳統代議民主的批評，然後再回到傳統的左翼分析。
社會民主主義：形式 vs. 實在
(沒時間去寫完整的後記，詳看下面的影像串流，主角包括本人都上鏡了!)
1. 港福堂的外表十分商業化，似售買商品的商店多於化惡為善的傳統基督教會，售賣的當然是靈性商品，心理學叫麻醉/洗腦，直接是叫死人商品，就是用你現在的金錢去開一張未來的期票，開了之後還要不斷要打填充劑，以幻境換另一幻境。可笑的是HKSAR有頭有面的高官，一半個行政會議都在這裏，是不是因此基督右派的道德議題如禁毒、網絡廿三條及禁煙就成為HKSAR的首要工作?HKSAR以做生意的手法來管理香港，基督教會有樣學樣，同流合污!
2. 何以自號是對所有人開放的基督教會港福堂只有一道窄門，這感覺像中聯辦門口，就像大部份中共國的官方機構都把大門用推不到的電門封鎖，只有一道小小的地方供人出入，嚴密管理出入的人，這是不是說港福堂是進真理的「三道窄門」?或日是結構式暴力?所以和中共臭味相投，成一丘之貉，以神功來充當HKSAR的消防隊。何以教堂的護衛比牧師的人數還多?真理要用結構(制度)暴力加上可行使暴力的人來維持?基督教聖經原來像中共一樣沒有道德合法性，只能以高一層次的暴力來維持?這麼他們憑什麼去罵社民連使用所謂「暴力」呢?五十步笑百步而已!
話說有個老太太剛搬到小鎮上，住落後總覺得有點不妥——被爆格、腳痛等不一而足。街坊塘邊鶴地說：肯是被門牌號碼剋住。老太太信以為真，便向政客求助，請求他幫忙申請更改門牌號。政客回答說：「這種事，自己動手不就成嗎？現在你住13號，加個『前座』或『後座』不就好了嗎？」老太太一臉認真地說：「試過了！幾星期前我偷偷的在門牌後加上『前坐』兩個字，倒楣依舊。這種事自己不成的，是要正正式式的交給『上面』幹！」
所謂「上面」的精要，就涉及「符號效率」（symbolic efficiency）。老太太知道政客知道街坊都不足夠，老太太若是要轉運，端視乎「上面」是否已經知道，哪管所謂的「上面」是指稅局還是上帝。
同一道理的反面，難道不正正就是有關「世代」、「80後」的爭議嗎？反高鐵運動，一般都認為在一月十六日立法會通過撥款方案後已燦爛歸平淡。由反高鐵運動引申出的「80後」、「世代論」等的討論，亦彷彿完結了其「歷史任務」——亦即，當政府及媒體論者都爭相要替整場運動找個說法時，「80後」、「世代等」等標籤，儘管言人人殊，卻能適逢其會地在輿論及常識及偏見中，權充著謎一般的主謀。熱潮過了卻不代表問題已經解決，又或者，正是熱潮之後，才是檢視之時。
立法局小史，或歷久常新的衝激
各位看過順寧道重建區紀錄片的同學／朋友：
大家是否記得那位拍到鄰居被地產封屋、帶著三個小孩子一起被地產公司迫遷的單親媽媽？
在她回大陸續期來港照顧子女期間，地產公司已去把她家門封住了。
今年2月底，筆者在布魯塞爾遇見來自希臘的兩個左翼黨派的 活動份子，一個屬於激進左翼聯盟（Syriza, Coalition of the Radical Left）。另外一個隸屬希臘共產國際主義社（The Organization of Communist Internationalists of Greece）。（圖片來自Syriza網頁 ）
http://plastichk.blogspot.com/2010/04/blog-post_12.html
不是說要鐵路接駁歐洲嗎？不是說高鐵很環保嗎？為甚麼香港一班傻佬與賣港賊，為撐高鐵是可是甚麼反物理、反智能的說話都講出來，看見今日國家的專家說甚麼了嗎？
對呀，接駁「全中國」嘛！如果中國自己都不「全面建高鐵」，只是得幾個大城市，那麼香港駁甚麼？再看看中共的交通部原副部長胡希捷的名句：「為了縮短10分鐘的旅行時間而增加很大的（社會）成本，值得嗎？」－－早幾個月香港反高鐵的人士不是這樣說了嗎？請問那些「撐起高鐵」的人士何在？
文匯：『國家發改委運輸研究所書記董焰表示，由於高鐵的大規模建設，對電力需求急劇加大。「高鐵大規模投入運營以後，對電力的消耗根本沒法估計。」 對於眾多二、三線城市建設大量高鐵的建設資金問題，北京交通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趙堅也表示了擔心。他懷疑，各地過度膨脹的高鐵可能會「綁架」國家財政。』
明報：『交通部原副部長胡希捷便指出，盲目建高鐵只會帶來大量污染，且地方不考慮實際乘客需求，恐怕日後會造成社會資源浪費，甚至是全面虧損。
